理、物、势的多重变奏——阅读汪晖《中国现代思想的

《理、物、势的多重变奏——阅读汪晖《中国现代思想的》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理、物、势的多重变奏——阅读汪晖《中国现代思想的汪晖是当代中国思想史界最重要也最活跃的学者之一。汪晖的专长原为文学史，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曾以一系列的鲁迅研究广受好评。他的专著《反抗绝望》讨论鲁迅思想和创作的种种幽微转折，是近年有关鲁迅诗学和政治思想最有洞见的著作之一。九十年代初，汪晖的学术兴趣转向思想史，所思所见在在引人注目。他的关注范围广泛，论题所及，包括中国现代性的辩证，“国语”引起的文化政治，晚清科学和科学主义的兴起，和后毛泽东时代自由主义的出现等等。这些文章不少已译成英文，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胡志德（TheodoreHuters）教授将其中有关中国当代思想和政治

2、的文章编为《中国的新秩序：转型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China’sNeyinTransition）一书，并在200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论文集鲜明地体现了汪晖对后毛—邓（post-Mao-Deng）、后现代（postmodern）时期精神面向的锐利观察和批评。由于他对九十年代中国一些学者提倡的（中国版的）英美自由主义提出质疑，并引起一系列论争，汪晖常常被冠以“新左派”之名，但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他的见解都要比“新左”一词所意味的更为复杂，也更具反思性。尽管汪晖积极介入当代中国思想和政论的对话，过去十几年中他主要的关注和用功所在，是中国现代思想根源及其发展

3、。他的心血结晶是学界期待已久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版）。这本专论体例庞大，分两卷、四部，中文字数达150万字。各卷标题分别为：《理与物》（上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下卷第一部）、《科学话语共同体》（下卷第二部）。通过这四卷书，汪晖描述中国现代思想漫长而曲折的兴起过程：上溯至宋代（公元960－1278年），下迄于抗战（1937年）前夕。汪晖认为我们所谓的现代性其实源远流长，这一过程不仅涉及不同历史时刻思想的变化，同时也涉及文化的论争、政治的动荡和经济生产形态的变化。汪晖处理这一主题和材料的方式极其细腻绵密，让我们

4、想起了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对地中海历史的经典研究。另一方面，他强调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场域的转型，又隐隐透露福柯(MichelFoucault)知识考古学的印迹。但这样的比较也许只能作为进入汪晖论述的入口。汪晖最终还是想形成一套自己的庞大的叙述体系，意在对以往史学叙事二元对立结构模式——传统和现代、思想和行动、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等等——提出挑战。汪晖的理论框架及历史观念，可以依循三项概念来理解：“理”、“物”和“势”。汪晖从宋明理学中借用了这三项概念，但又通过考察它们在古代的起源和它们在现代的辩难而重新界定其意义。对汪晖而言，这些概念自宋

5、迄今的转折，构成现代中国思想兴起的主要线索。在上卷第一部《理与物》中，汪晖讨论了“天理”与“物”的辩证法。“天理”是理学的核心概念，指统治宇宙运动、政治秩序、伦理关系和思想推理的先验法则。“天理”被认为以具体的方式作用于事物的秩序，但同时又在万物之上具有形而上的秩序。理学对“天理”的追求中蕴涵着强烈的寻古欲望：它对古代（就是传说中的公元前2356到2205年的“三代”）有一种明确的认定，那是一个“礼”和“乐”作为制度建制和文化创造物存在的时代；它们既是道德的指引，又是情感的形式。这个时代预见政体和道德、自然和文化的和谐结合。正如汪晖在后文中所提到的，“礼乐之治”与“封建

6、制度”巧妙地关联在一起；在理想的层次上，“三代”蕴涵着儒家的政治想象——圣王垂拱而治，他的权力浑然不见然而无所不在，众多地方诸侯在这样一个权力体系中，各安其位。传统理学将“天理”观视为中国礼教的天经地义，但在汪晖看来，“天理”不过是宋代的一个历史产物，是当时儒士在多变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以今论古，所重建的信仰。从这一角度看，汪晖受到了京都学派的影响（但又并不圄于这派的观点），后者将宋朝看作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起点。汪晖指出，宋代理学家复兴“天理”的努力是一种在危机意识下促成的本体论活动。这一活动引起了一系列的矛盾，也将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宋代学者把“天理”树立

7、为先验性的目标的同时，他们又给自己及其追随者制定了一个后设规划。一方面，“天理”作为一种内烁于宇宙和人性的力量涌现，因此后之来者必须对其真正意义不断诠释探索。另一方面，“天理”也是宋代学者将历史意识“自然化”，使之成为天长地久的真理的努力，因此总也不能摆脱潜在的反讽。它提醒我们一个礼乐昌明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或者从未出现，因此，任何追求其真谛的诠释学式的探询注定要事倍功半，甚至渺不可得。与宋儒对“天理”的追求紧密相连的是其对“物的秩序”的把握。所谓“物”至少涉及了四个层面：作为有生命或无生命形式存在的客体世界；日常生活实践；历史变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