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对中国新诗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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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望舒对中国新诗的独特贡献浙江省金华市高级技工学校张向光摘要：本文主要来探讨现代诗人戴望舒对中国新诗发展重要而独特的贡献，认为戴望舒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作家，是和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艾青并驾齐驱的大诗人。全文着重从三个方面来详加论述：一、朦胧美与“狂叫”诗风。二、散文美与音乐美。三、熔中西诗韵于一炉。关键词：戴望舒中国新诗独特贡献戴望舒（1905——1950）是三十年代出现于中国诗坛上的重要诗歌流派“现代派”的代表诗人。刘心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话》云：“戴望舒是《现代》的主要诗人，他的诗，很快地风靡了全国。”五十年代

2、艾青在《望舒的诗》中说：“望舒是一个具有丰富才能的诗人。”台湾诗人余光中对戴望舒及其诗歌的评价更为具体：“在中国新诗史上，崛起于三十年代的戴望舒，上承中国古典的余泽，旁采法国象征诗的残芬，不但领航当时象征派的作者，抑且遥启现代派的诗风，确乎是一位引人注目的诗人。”然而，像这样一位极具开拓性并在三十年代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著名诗人，在解放后所编的种种〈〈中国文学家词典〉〉〈〈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简明文学词典〉〉等辞书中都不载其名。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虽然开始提到戴望舒的诗，有的文学史还有专节论述，但它们大多认为戴望舒

3、的诗内容上“多是一些低沉酸辛的回忆，对生活的寂寞和厌倦，感伤气息浓重”，“表现的也都是他个人的生活，与当时的时代、社会和人民都相去太远，对当时追求革命和光明的进步青年是没有什么帮助和益处”，艺术上要么不涉及，涉及则往往轻描淡写，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啦，朦胧美啦，散文美啦。这种种论断都没有充分认识到戴望舒的诗歌对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而独特的贡献。我认为，评价一位诗人及其作品，不能仅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作品的社会意义，不能以作品的社会意义作为主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来衡量诗歌的价值，来确立某位诗人在文学史的地位。研究诗歌必须回到诗歌本体上来

4、，诗必须是诗，即诗必须具备诗质、具有诗味，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来谈论诗的社会意义，诗的艺术价值。综观中外诗歌史上对诗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大致有这么三类诗人：第一类诗人既拓展了诗歌的题材、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社会内容、具有丰富而深邃的思想意义，同时又以自己的天才丰富了诗歌表现手法，开创了润泽后代的一代诗风，中国有屈原、李白、杜甫，西方有但丁、普希金、歌德；第二类诗人在艺术上则沿袭前代诗人的艺术手法，他们的贡献主要是在对诗歌题材的开拓、对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的表现上，如中国古代词家辛弃疾、李清照，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拜伦；第三类诗人

5、，他们的作品并没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也不以丰富而深邃的思想感情见长，其重要价值在于丰富了诗歌表现手法，而且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诗风，如法国诗人兰波、马拉美，我国古代诗人李贺、温庭筠、李商隐、李煜。戴望舒显然属于第三类诗人。可以这样说，戴望舒对中国新诗发展的贡献，主要不在于题材的拓展、思想内容的深刻上，而在于发起并组织了一个强大的诗歌流派——现代派，在于将西方的现代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熔为一炉并创造出有别于新月派“格律诗”的“自由诗”，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下面我着重从三个方面来详加论述：一、朦

6、胧美与“狂叫”诗风。二、散文美与音乐美。三、熔中西诗韵于一炉。朦胧美与“狂叫”诗风戴望舒开始写诗大概是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两年间。其时，正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风行，蒋光赤为代表的革命诗歌登台之时。郭沫若确实是个天才诗人，他才华超群、知识渊博、想象惊人，熔屈原、李白等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与惠特曼、歌德等外国浪漫主义诗风于一炉，炼出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灿烂诗篇。但毋庸讳言，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有些显得过分地夸张，有些感情放纵不能节制因而显得比较粗糙，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通行狂叫，通行直说”的毛病，即使是他最负盛名的《女神

7、》中的一些诗也难以幸免。如他的代表作《天狗》中的一段：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诗歌感情的表达如火山熔岩般喷发、奔突，如瀑布飞悬一泻到底，但也正因为这一点有了太多的排比句而显得比较单调，光注意了感情的喷发而不能节制，确实有“通行狂叫”之嫌，从而损害了诗歌的艺术性。这些缺点和弊病在郭沫若的追随者蒋光赤、钱杏村等人的诗中更为明显，他们的诗往往激情有余，诗意不足，有时甚至是标语诗口号诗。其实，当时已有一些新的诗人开始萌动于诗坛，这

8、就是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的诗人，他们致力于提高新诗艺，潜心于探索新格律。而戴望舒也正是在这时另辟蹊径，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和新诗探索。“当时通行着一种自我表现的说法，做诗通行狂叫，通行直说，以坦白奔放为标榜。我们对于这种倾向私心里反叛着。”戴望舒是带着对郭沫若、蒋光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