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与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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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与中国史研究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从30年代到现在，对中国古中分期问题讨论已经历过近70年的历程，并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李祖德先生撰写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综述》（以下简称《综述》，载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及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三位先生合着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以下简称《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已对前50年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性的研究和评介。特别是《综述》的介绍既全面又简明，它虽不及《五十年》详尽，但可使读者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50多年的讨论情况尽收眼底。　

2、　《综述》首先阐述了为什么要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理由有二：一，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革命实践的需要。要革命就必须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的国情，而中国社会的现状是从过去的历史发展来的。“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二，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相信历史是有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国古代史就应阐释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社会形态的演变情况，因此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其次，《综述》阐述了50多年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概况。这是本文的重点。它着重介绍了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三个阶段或时期

3、。即以30年代为第一阶段，讨论的焦点是围绕中国社会史论战，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的问题。这时的进步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何干之、王渔村（王亚南）、翦伯赞、邓云特（邓拓）等纷纷发表论着，论证中国历史曾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国民党右派陶希圣、梅思平等，托派李季、王昌宜、胡秋原等也发表论着，提出“永恒封建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论点，否定奴隶社会历史阶段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否定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歪曲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性质，从而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30年代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进步史

4、学家不但有力地批驳了陶希圣之流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歪曲，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上，为中国历史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第一阶段的讨论中，也有不足之处，正如郭沫若所说的“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这就是说在第一阶段讨论中，进步史学家们在理论和资料运用方面都有严重缺点，所取得的成就政治性大于学术性。另外，就学术性而言，在进步史学家中，对奴隶社会的上限和下限也有不同的认识，如郭沫若的殷商原始社会末期说，吕振羽等人就坚决反对。　　40年代，是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第二阶段。这

5、一阶段的讨论焦点是具体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上限和下限问题。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学者都发表了宏篇巨著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在理论上摆脱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公式化倾向，在资料上做了比较详尽的考订工作，克服了忽视史料辨伪与不重视时代性的缺点。在第二阶段的讨论中，除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在第一阶段基础上继续深入讨论外，还讨论了商代社会性质、西周社会性质、春秋战国社会性质等问题。在这一时期，郭沫若放弃了殷商原始社会末期说，承认殷商是奴隶社会。对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间问题，则由西周与东周之交说，改为春秋战国是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的变革时期，这一变革到秦末农民大起义

6、才完成，这就是说郭沫若从原先的东周封建论，转变为西汉封建论。在这一时期，当郭沫若放弃殷商是原始社会末期说的同时，侯外庐和尹达却进一步论证了殷商是原始社会末期说的问题。在这一时期，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论者，则建立了其学说体系，这些都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作了准备。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讨论所涉及的问题之多，方面之广，争鸣之激烈，都是前两个阶段所不能比拟的。　　关于理论方面的争论，除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原始社会说、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封建社会说、特殊经济形态说、特殊阶段、混合阶段说相互争鸣外，还有对奴隶制的不

7、同形态与古代东方社会特点的讨论，关于区分奴隶制与封建制标准的讨论，封建社会形成的条件和途径的讨论，如“日尔曼道路”，“中国封建早熟论”，原始社会解体后，既可向奴隶社会发展，也可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双轨论”等问题都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关于社会性质不同学说的讨论。在第三阶段中形成了“三论五说”的八种不同意见。所谓“三论”，即在第二阶段形成的，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论；以及以郭沫若、吴大琨、白寿彝、林甘泉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论（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发表后，改主战国封建说）；还有以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