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汉简研究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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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汉简研究四十年汉晋简牍是20世纪初新发现的历史史料。在1901年的2月至3月期间，进人中亚探险的英国籍匈牙利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eAurelStein）和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AntlersHedin）分别在尼雅和楼兰所得简牍是最先发现。　　对中国史研究来说，在本世纪初出现了四项非用不可的史料，其一是殷代甲骨文，其二是汉晋简牍，其三是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敦煌文献，其四是故宫紫禁城的清朝档案，可称为行政文书。这四项史料，对以前仅利用正史文献从事历史研究者来说，是新出现的古代的一等史料，必须承认

2、这些史料的价值并加以利用。同时，在本世纪后半期，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而大量出土的文物资料，我认为可将此列为本世纪的第五项史料。但是说起利用这些史料，存辩诸多难点。例如，汉代简牍与《史记》前后《汉书》所载不能直接印证即是难点。有些以文献为主从事研究者，因为不能直接印证，所以不利用新史料。对此也许可看作利用史料能力不足。　　简牍所记全是日常事物。而中央官府记录是皇帝起居注等，斟酌起居注编纂实录，依据实录而作正史，而正史所载大多与简牍无关连。正是简牍所记汉晋的日常事物，通过正史是无法获取的。正史或史书所载大多是

3、非日常性事物，对此应该有所觉悟。因为日常事物每天重复，其稀有性不为明显，所以不加记录，而仅记录带有稀有性质且非日常性事物。因此，要了解百姓的普通生活情况，则成了难题。历代史书只记录非日常性且带有稀有性质的事物，关于这一点，在阅读史书时应该有所认识。　　有关汉晋简牍特别是汉简的发掘，1907年至1909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发掘，以及1930年至1931年，以赫定为团长的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贝格曼（Folke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的发掘，可称为本世纪前期汉简的代表性发掘。特别是斯坦因所得敦煌汉简

4、，发掘后没过五年，于1913年由法国人沙畹（EdouardChavannes）将研究结果及大部分照片公开发表，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当时，清朝灭亡后亡命日本京都的罗振玉、王国维，向沙畹索求了汉简照片，于1914年出版了《流沙坠简》，这是中国人研究汉简的最早出版物。然而此研究恰是在日本进行的，亦可以认为在日本的汉简研究的最初文论。　　敦煌汉简总数仅700枚，尽管在书法研究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对汉代历史研究来说，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总数超过二万枚的居延汉简。此是指1930年至1931年出士的居

5、延汉简，现在称为居延旧简。　　赫定为团长的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得居延汉简，1931年被运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由马衡、余逊、劳干等进行释读。当初稿释文即将完成之际，日本侵略开始升级，居延汉简从日军占领下的北京被秘密地运至香港避难，后又被存放于美国。而劳干随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避难于四川省南溪，根据所带的一部分表里印反的照片，继续从事释文。1943年，以自笔油印题名《居延汉得考释释文之部》共四册，1944年以《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共二册出版发行。全数为300部，现在已成为贵重之书。　　一般认为，油印本《居延汉

6、简考释》一书传到日本后，日本即开始了汉简研究。其中，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森鹿三教授为主组成了研究班，于1952年开始了研究。当时，1949年由上海出版的铅字本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二册少量到手后，以此书为底本开始轮读。那时，我与在坐各位年龄相仿，是硕士三年生，成了该研究班的一员。此研究班历时二年结束。当时，与我同年龄的一些研究者，都放弃汉简转向了其它领域，其理由是汉简研究中可供选择的论题几乎没有了。为什么呢？汉简与（史记》、《汉书》等文献可联系印证的论题，已为劳干做完，或许必须捡劳干的残羹剩饭才行。

7、但是，我仍继续研究汉代史。我试想用归纳法，理解归纳《史记》、《汉书），特别是《汉书》中的汉代述语。以法制史即法律与制度作为研究课题，其中尚有历来不明的诸多问题。例如，汉代所谓不道之罪，适用范围极广，需要详细分析其内涵。又所谓徙迁刑之刑罚，同后世的流刑有无异同。还有官吏勤务与休假之间是何种关联。官吏迁任时履行何种手续。国内移动时是否需要身份证明，如果需要的话，采用何种格式，由谁签发等等。这些可从汉简与《汉书》中同时觅到资料。　　1957年，劳干在台湾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由此，日本的汉简研究即从依赖铅字本

8、时代转向了通过原简照片又可自行释文的时代。　　1959年，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并公布了2555枚汉简照片和释文，以及一部分汉简的出土地点，其中包含劳干著作所没有的照片，研究范围大幅度扩展了。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涉及汉简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　　第一，汉简之类作为考古发掘出土物，必须按考古科学从事整理。例如明确记录出土层位，也需要对同存遗物进行综合性考察。在1930至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