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话”到“延异—播撒”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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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对话”到“延异—播撒”的论文伽达默尔；德里达；翻译；对话；延异；播撒　　摘要：伽达默尔认为，翻译文本的意义是译者与文本之间对话的结果，而德里达则认为，翻译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只是外化为文字符号，并仅仅以踪印的踪印呈现出来，是无限“延异－播撒”的符号游戏。两种观点都反对结构主义翻译观，认同文本的意义具有开放性。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伽达默尔认为文本的意义具有同一性，而德里达只强调永恒的意义的变动和中心的流散。同时，两种观点又各自存在着内部的冲突与张力以及外部的碰撞。　　中图分类号：b5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

2、5(2012)03031906　　文本意义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译者的驾御原语言的能力和专业素养、读者的受众、原文本的时代背景、出版商、赞助商以及意识形态的导向等。目前国内翻译研究以及翻译实践已开始从以作者、译者和读者分别为主体的范式向主体间性范式的转变。本文以翻译文本意义产生的机制为切入点，比较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的翻译理论，辩证地看待译者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既关注两者的同一性又充分考虑两者之间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为翻译文本意义的产生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视角。　　一、视域融合是译者与文本的对话过程　　阐释学作为

3、理解意义的学问在古希腊就产生了，早期只是作为单纯的解释文献的方法论存在，例如，对《圣经》的解释。后来经历了认识论转向以及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转向。海德格尔发展了一种现象学的阐释学，即让事物自己显现出来。而正是基于海德格尔的此在阐释学，伽达默尔提出了“偏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意识”等概念，并与“对话”等原则共同构成了其哲学阐释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伽达默尔在1960年《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提出了“视域融合”的理论，认为任何理解都是文本历史视域与主体当前视域的融合，这种融合使得文本的意义具有了一种历史性。翻译是一种解释，解释的

4、过程极富主观性，因为意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物，是读者通过文本的中介在与作者的对话过程中生成的，是在主体间的互相作用过程中生成的。［1］这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一种视域的转换，努力地超越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而进入到异己文本的作者的视域里，尽力去领悟原文作者的本意。翻译文本意义的产生是译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译者与文本的对话与两个人之间的生动的对话有所不同。文本作为阐释学对话的一方是能够理解的对生活牢固而持久的表达，是通过译者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只有通过被理解而产生意义，文本的主题才得以表达出来。伽达默尔强调对话的参与意识，认

5、为与其说我们是在“引领一次对话”，不如说我们是自然而然地进入对话或者说参与到对话中去。对话越是真诚，就越少受到参与人的意志的影响。因此，一次真诚的对话永远不是一次我们想要引领的一次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文本对我们讲话，向我们提出问题，而我们又对那些问题提出新的问题。在与文本的往复的对话过程中，文本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文本的意义并非文本所固有的内在的意义，而不过是那些被我们发现的意义罢了。文本的阐释者作为参与同文本对话的参与人，他的任务在于“重新唤醒”文本的意义。文本将主题带入语言之中，而最终能发现主题的人取决于文本的

6、阐释者。文本与阐释者在建构意义方面都能起到了自己的作用。理解的产生源于对话中不同的参与人的视域的融合，无论对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是一个文本。在翻译不同语境和文化背景的文本时，这种对文本意义的呼唤尤为重要。因为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对话，它不但是两种不同语言文字之间的对话，更是两种世界观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　　“视域”是伽达默尔从尼采和胡塞尔那里借用的一个概念。“一个视域是指从一个特定的有利地点能够看到一切事物的视觉范围。自尼采和胡塞尔以来，这个术语一直被用于哲学界，用以描述思想是同有限的确定性相连的以及人的视觉范围是渐渐被延伸的特性的

7、。”［2］388伽达默尔认为，我们总是拥有一个有限的历史视域，我们的视域是基于我们源于传统的自身的预判和偏见之上的。尽管我们的视域是有限的，但是并不是自我封闭的。“人类生活的历史性进步就在于它绝对不会受到任何一种观点的束缚，因此，也就永远不会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闭的视域。视域应该是随着我们一起移动的。一个不断移动的人，他的视域才会不断地变化。因此，过去的视域反映的是过去人类生活的状况，它以传统的形式存在着，并且一直是动态的。”［2］304恰恰是由于视域的开放性特点，我们在理解文本的意义时才可以拓展我们的视域。这一视域的拓展是发生

8、在与文本的真正的对话过程中的。因为要理解、翻译文本的人的视域的有限性和变动不居性，所以要获得对文本的完整的或者最终的理解是没有意义的。文本总是向新的和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开放着的。　　自从托马斯·库恩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以来，大陆哲学派以及英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