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哲学的贫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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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出哲学的贫困论文.freelocracy”。当柏拉图来讨论政治哲学的时候，就开始把它们一个个摆开来，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虽然他得出的结论，即“圣人王”的“理想国”有点类似于孔子的想法，但毕竟这是横向分析比较的结果，而这一过程，中国并没有。中国只有纵向的比较，即现在和非现实的古制相比，而上古的制度多半是想象出来的。柏拉图所列举的几种政治制度中，中国黄河流域所有的小国家加起来就只占了其中一种——独裁。顾准说，中国的古代思想相对古希腊来说是贫乏的，其实首先在于培育思想的政治环境是贫乏的，可供比较和选择的制度实在太少，只能略加改善。另外，柏拉图的思想从来没有被官方定为统治意识

2、形态，这使得后世可以理性地评判和取舍，不需要“打倒柏家店”，所谓打倒，所谓扔进毛厕，所谓上帝死了，都实在是被搞得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以后才喊出来的。环境本来已经如此的贫乏，更坏的是，中国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也高度一元化和霸道，以致要将仅有的一点不同的派别也消灭掉。孟子虽然在君王面前能言善辩，但对待其他思想派别的态度就非常粗暴。比如，杨朱和墨子被他说成禽兽，古希腊虽然有戴奥真尼斯一派被称为犬儒，但似乎不是来自某个自奉正宗的派别骂人的结果。至少，戴奥真尼斯不会介意被称为“犬儒”，而墨子一定不高兴被人家叫做禽兽，因为他也是学界名人，也有自尊心。这样一来，孟子开了学术辩论人身攻击的先例，

3、所谓百家争鸣也就没什么可争了，人家都成了禽兽，还争个什么？于是就剩下个道家供儒家的人玩累了去装神弄鬼——“百家争鸣，无非两家”。孟子这般圣人为何象粗人一样辱骂对手？因为他自以为自己真理在握，掌握了两大法宝——那时还没有“三大法宝”——“父”和“君”，换言之，就是“忠”和“孝”。这样的孝是很厉害的，因为孟子要你“孝”到不许“兼爱”的地步，你只能对亲人尽极端的“孝”，而他人你不必管。孟子的思想比起杨朱的“为我”来说，实在好不到哪里，无非是把“我”扩大到了“我爹”，就趾高气扬了。然而，孟子使得中国思想与西方又远了一步，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已经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政治平等，后来的基督教

4、又讲爱你的邻居，爱你的敌人。中国人从此只敢爱爹，然后编出许多肉麻至极的关于爱爹的故事，名曰《二十四孝》。谁说中国人“不认真”呢？西方人虽然说爱人如己，不过泛泛而谈，打了左脸而送上右脸的，毕竟没有例子，而中国人居然就会四处去把肉麻的故事一个个搜来，编成书，还配上图，“认真”得要命。当然，孝子也并不象我们想的那么可怜，因为爹也很爱孩子的，一得势就“封妻荫子”，让后人乘凉。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什么腐败官员，腐败官员几乎个个都是好父亲，就对子女尽责来讲，都是一流的。私德太盛，公德难免欠缺，哪里“兼爱”得过来。孔孟的东西，说起来就是“道德”。道德究竟是什么？西方人的观点与中国人又不

5、一样。不妨甘冒“禽兽”之名，讲一讲。在中国人看来，道德其实是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说起来不过又回到“忠”和“孝”。古希腊文化中，家庭伦理始终不占首位，道德首先是基于个人的理智和知识的。苏格拉底认为，人内心的心智平衡就是道德的状态。这样来看，二十四孝全都是不理智的，是没有理性成分的道德，一个老头子，躺在地上学婴儿哭，很难说是理性的，他的更老的父母是否真的就笑得出来？亚里士多德则把道德分为对个人欲望的理性控制（moralvirtue）和对科学，哲学，艺术，真理的追求（intellectualvirtues），中国人所说的道德，则只勉强接近于第一种，自我约束，而没有第二种，对第一

6、种又将其绝对化。顾准所说的贫乏，是完全正确的。古希腊也有类似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但那群“寡民”是应当享有政治权利的，参与的，可不是“老死不相往来”那么无趣。西方的哲学中既将知识置于道德之前，又认为如果一个人鸡鸣狗盗干坏事了，违背道德，首先是蒙昧的结果，那么就必然特别注重普及知识和教育。而中国的圣人们则认为，“民”应当“无知无欲”，“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要人无知，又要人有德，没有“德”，就说你是“小人”啦，“难养”啦，真不容易。而且，一边说“不可使知之”，一边又说“上智下愚”，嫌你不够聪明，既不得而知，又如何不“愚”？中国人实在被圣人们播弄得可以。圣人们最喜欢讲“

7、君子”和“小人”，“中国”和“夷狄”。西方历史上，也曾经区分“文明人”与“野蛮人”。然而两者的标准并不相同。中国人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准主要是靠儒家的礼乐教化，还是上文的伦理道德，而西方讲的是基于理性的审慎的判断和远见，英文分别是“prudence”和“forethought”。古代希腊的诡辩派（Sophists）就强调怀疑精神和对真理的追求是排除道德因素的。曹操原本已经宣布，任用人才只凭才干，不忠不孝都可以，这在中国算是少有的，但最终还是以不孝为名杀了孔融。这也足见孝不过是维持统治的工具。魏晋的当政者都背叛了主子，所以又不大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