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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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汉书》卷44《淮南王传》载文帝舅薄昭谏淮南王刘长书曰：“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县之实，甚厚。”晋灼注：“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他郡地封之，不欲使错在王国。”贾谊《新书·淮难篇》也提及此事：“侯邑之在其国者，毕徙之它所。陛下于淮南王不可谓薄矣。”（注：贾谊：《新书·淮难篇》，阎振益、钟夏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56页。）在当时制度背景下，上述记载意味着发生了如下变化：文帝以前淮南国疆域内有三个列侯的封邑，其赋税归列侯所有；文帝即位后将这些侯邑从淮南国迁出，在汉朝直辖的郡中重新安

2、置；三位列侯的赋税收入改由新的侯国支付，原来的侯国恢复为县，其赋税转归淮南国所有。这一变化使淮南王得到“三县之实”，汉朝则损失了相应的赋税收入。薄昭、贾谊说文帝对淮南王“甚厚”、“不薄”，都是指此而言。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此事既令淮南王受益，而令汉朝吃亏，淮南王为何“不肯”？淮南王既然不肯，文帝又为何非要强行“易之”？看来，此事背后还有我们尚不知道的历史内容，以情理推之，这些内容又必定对淮南王不利而对汉文帝有利。学人对汉文帝“易侯邑”及与之有关的“令列侯之国”问题已有相当深入的论述，（注：如马雍：《轪侯和长沙国丞相》，《文物》1972年第9期，第14—21页；黄盛璋

3、、钮仲勋：《有关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地理问题》，《文物》1972年第9期，第22—29页；李开元：《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97—312页；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212—215页。）然于上述疑点皆未留意。今试考辨如下。　　　　一据《史记》、《汉书》相关各《表》所载，有可能位于淮南国疆域内的列侯封邑共有五个，即蓼、松兹、轪、安平、阴陵。（注：参阅李开元：《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第301页。）《史记》

4、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蓼侯”条《索隐》曰：“县名，属六安。”《汉书》卷28《地理志》“六安国”条本注曰：“故楚，高帝元年别为衡山国，五年属淮南。”是蓼侯的封邑在淮南国内无疑。《史记》卷19《惠景间侯者年表》有“松兹夷侯徐厉”，又有“祝兹侯吕荣”。松兹侯条《集解》引徐广曰：“松，一作祝。”《索引》曰：“《汉表》作祝。”《汉书》卷16《高后功臣表》有“祝兹夷侯徐厉”，但又说“祝兹……在《恩泽外戚》”。同书卷18《外戚恩泽侯表》确有“祝兹侯吕莹”。对这些记载上的混乱，前人已经考证清楚。王先谦《汉书补注》“祝兹夷侯徐厉”条引陆锡熊云：“厉以吕后四年封，十一年薨。又吕

5、荣以吕后八年封祝兹。二侯不应同时并封一地。班于《表》末已明言祝兹在《恩泽外戚》，则《功臣表》之徐厉从《史表》作松兹为是，盖传写误耳。”（注：王先谦：《汉书补注》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9页。）钱大昕也认为：“当以庐江之松兹为徐厉国，琅邪之祝兹为吕荣国也。”（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页。）今案汉初庐江郡属淮南国，故松兹侯的封邑也在淮南国内。《史记》卷19《惠景间侯者年表》有“轪侯利仓”，《索引》曰：“县名，在江夏也。”《汉书》卷16《惠帝功臣表》有

6、“轪侯黎朱苍”，与上文“利仓”肯定是一人。同书卷28《地理志》江夏郡有“轪”县，其地在江夏郡东北角，即今河南省光山县一带。又沈约《宋书》卷37《州郡志》西阳郡条：“孝宁侯相，本轪县，汉旧县。”郦道元《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迳轪县故城南，故弦国也。”据学者考证，沈、郦所言之轪在江夏郡东部，即今湖北省浠水县。汉初轪国究竟在今河南光山，还是在今湖北浠水？学者看法不一。（注：参阅《汉书补注》卷28《地理志》江夏郡轪县条，第711页；马雍：《轪侯和长沙国丞相》，第14—21页；黄盛璋、钮仲勋：《有关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地理问题》，第22—29页。）李开元则认为，轪国本来

7、在今湖北浠水，文帝“易侯邑”时才将其迁至今河南光山一带。（注：李开元：《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第302页。）可以肯定的是，今光山和浠水之地汉代都属江夏郡。而据王国维研究，江夏郡可能是武帝元狩年间所置，在那之前，“江夏属县半为衡山故郡。吴芮之王衡山，实都邾县。及芮徙长沙，而衡山为淮南别郡，英布、刘长迭有其地。”（注：王国维：《汉郡考》，《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册，第543—544页。）周振鹤又进一步指出，“江夏郡西部汉初当为南郡之地；衡山、南郡之界当在下雉、邾县一线以西。”（注：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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