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借鉴促动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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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文化借鉴促动制度创新——晋商文化应用研究新探（二）范浩里作为中国明清时代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群体，曾经是中国早期市场经济萌芽与发展的先行者、封建社会晚期企业制度变革创新的实践者、近代金融服务业开疆拓土的奠基者。由他们创生、衍变和不断演进的商业文明，在中国近世经济发展史上足足兴盛了五个世纪。从明初“开中制”兴起的官民盐粮交易，到康、雍、乾时代丝、瓷、烟、铁、皮毛等商品的市场拓展；从农产和手工作坊制品的坐地营销，到国内外贸易的集群式竞争；从长途贩运、誉满欧亚的“万里茶路”，到扎庄展市、独步华夏的“百年票号”。其辉煌成就了三晋万千百姓创业创富的商业梦想

2、，打造了诸如太汾帮、忻代帮、泽潞帮、临襄帮等“货通天下”的“货帮晋军”；在太汾商帮资本最为繁荣活跃的晋中，崛起了垄断中国金融汇兑业一个世纪的票号总部集聚区和“汇通天下”、扎庄国内外五百多座城镇、商埠的“票帮晋军”。“货帮”与“票帮”的前后呼应、上下联动、左右咬合、协调共进，在中华13大地上汇聚成一个气势磅礴、实力超群的“晋商军团”。他们所创造的山西“海内最富”，曾经是中国近世以来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文化标志。恰恰也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商业集群，在经历了数百年崛起、兴盛之后，竟然从辉煌的巅峰坠入衰落、终结和断代的深深渊薮。晋商近代以来的落寞和沉

3、寂，承受着无限的痛惜和悲壮，经历了莫名的困惑和迷茫。其中，若干矛盾纠结和逻辑悖论，至今仍让许多人说不明原委、道不清是非。于是这便成了该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们常常为之扼腕兴叹而又欲罢不忍的一个研究课题。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不同历史时期的晋商研究史料中，追根溯源、实证探究之见不乏其例；人云亦云、枉断臆评之说亦不鲜见。而真正从社会变革的层面研究晋商的历史变迁，并探寻其成败得失的因果关系者，则并不多见。发端于晋商故里的晋商文化应用研究，试图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晋商制度文化层面，把“劳资共创、激励兼容”作为晋商制度文化的本质和灵魂，并从丰富多彩的“晋商

4、故事”与“研究文库”中，探寻晋商制度文化的创生轨迹、衍变特征和历史烟灭的真实原因。通过文化反思、文化借鉴、文化变革，让晋商文化的应用研究跳出讲故事、看宅院、赏文存、兴旅游的器物文化定势，把晋商成败得失所承载的文化精髓和主流价值，运用于新时期变革转型实践之中。13从根本上推动“晋商文化复兴地”的建设。一、“劳合”与“资合”共进共创的资本组织形式，是晋商制度文化创意中最具穿透力的一种组织型构方法。在晋商的商业理念、商业行为、商业模式和商业成就中，商业管理制度的创举与传承，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一种文化基因。晋商经营管理实践中的“银股制”与“身股制”，源自于

5、宋、元时期山西商业活动的诸多管理元素，成型、完善和普遍应用则在明朝中叶。它的设计原理近似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基本骨架。它的投资方式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其责任形式均为出资人承担无限责任。票号的资本分为“正本”和“副本”两种：“正本”是出资人的合约投资，亦称“银股”或“财股”（只分红、不计息）；“副本”则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东、掌和员工账期分红后提留的银两存入号内，亦称“统事”或“获本”（不分红、只计息）；另一部分则是股东的存款。随着企业经营获利和“副本”的逐步积累，票号的资本愈益雄厚。一般情况下，票号的资本积累多在数百万两白银，实力雄厚者资本规模则

6、超过千万两之巨。与财东合约投资形成的“银股制”相匹配的是经理人与员工的“身股制”，亦称“顶身股”。这是晋商在票号专营前就独创的一种“人力资本股权制”。“身股制”是晋商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核心内容，也是晋商制度安排中的“秘密武器”。“顶身股”的大小，13不仅标志着员工的个人能力、职业地位和绩效贡献，而且也是激励员工成就感、归属感的一种长效机制。不少货号、票号员工“顶身股”的分红，可占到本号账期分红总额的50%以上，有的则高达70%。这种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协调与统一，不仅维持了晋商企业持久稳定的职业生态环境，而且延长了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即使用现代经

7、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来评判，当代多数企业的激励制度，仍然达不到晋商前辈创立“人力资本股权制”时的设计水准。翻阅晋商文化研究的史料和案例，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代财雄“四通天下”的商业成就，殊为可贵的是遮隐在商业成就背后的“核心竞争力”；而这种“力”，恰恰就是“劳动”与“资本”通过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向量合力”！“劳合”与“资合”共进共创的公共理念和人格化产权，不仅能做到制度留人、制度激人、制度裕人，而且能够把“银股”和“身股”的有机匹配，融入账期（经营周期）分红制度。既保证了企业短期效率与长期利益的一致性，也维护了劳动与资本激励兼容的一体性。它的最大

8、优势，就是把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和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紧密地咬合在一起，从而达到人与物的统一、心与身的统一、质与量的统一、绩与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