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

《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　　1966年2月17日，陈叔通逝世。　　陈叔通出生在浙江杭州，幼承家学，对诗词古文均有很深造诣。26岁时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并朝考中试，授翰林院编修。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叔老忧国忧民，向往维新运动，同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亦有深交。　　1904年，陈叔通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希望能从明治维新的经验中得到借鉴，以寻求救国的良策。1906年毕业回国，一年后任宪政调

2、查局会办，1910年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　　他热心社会改革，提倡妇女解放，是杭州女学校和著名的私立安定中学的发起人之一，又是杭州《白话报》的创始人之一，曾编写出版《政治学》和《法学通论》两书。　　辛亥革命，民国成立，陈叔通由浙江省推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还担任了《北京日报》经理，希望对国事有所贡献。但是，袁世凯攫取了革命果实，解散国会，阴谋复辟帝制。叔老参加了由梁启超、蔡锷等发动的反袁斗争并辞去《北京日报》经理。1915年8月，他应张菊生之邀，离京南下，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同时在上海建立了反袁联络点。　　同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起

3、义讨袁，梁启超赴粤桂间进行策动。起初，西南各省军政要人大都持观望态度，护国军进展不甚顺利。当时，江苏督办冯国璋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秘书长胡嗣瑷与叔老交谊很深。叔老通过胡的关系借得冯的“华密”电报本，通电西南各省发动反袁。各省要人得到“华密”电报都以为冯国璋已作内应，故先后响应，宣告独立，护国运动在各地蓬勃兴起。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被迫于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至6月，忧急身死。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当时最大的一家出版机构，设有编辑、印刷、发行三所，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和香港、新加坡等地设有分馆，组成了庞大的推销网。叔老进馆后发现，三所各自

4、为政，缺乏协调，因此建议，在三所之上成立一个总务处，作为馆内最高行政决策机构，以便统一领导。董事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并请他担任处长。他在任职期内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商务印书馆出书的速度、质量以及推销服务等方面，都居于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后来，陈叔通应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的邀请，担任该行驻行常务董事。他工作认真，处事严谨，在社会上卓有信誉。　　陈叔通1915年从事工商金融事业，立志不与官僚政客为伍，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邀请均予拒绝。他在游严子陵钓台时赋诗道，“附凤攀

5、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正因为不愿“附风攀龙”，他把寓所命名为“有所不为斋”。但他元时无刻不记挂着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疾苦。　　在军阀混战、遍地干戈的年代，他忧时伤怀，时思救国匡时之道。他平时生活中十分喜爱梅花，称赞它“品格最高，能耐寒，有骨气”。他搜求名人画梅真迹百幅，把书斋命名为“百梅书屋”，借以表达自己的节操。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侵占了东北三省。泄沪抗战爆发，陈叔通积极参加了募捐劳军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年叔老已61岁。他在诗中写道：“弥天兵气今方始，危涕沾襟万骨尘。”他在迟暮之年，遭受

6、河山破碎之痛，心境悲苦万分。他热切期望国共合作，共御强敌。针对国民党主要当权者不肯放弃反共方针，一再贻误战机的行为，在《卢沟桥行》一诗中，他发出“一误再误唯尔辜，尔辜尔辜万夫指”的愤怒谴责。　　那时，上海的环境十分险恶，陈叔通闭门谢客，不顾敌伪的多次威逼，坚决拒绝担任伪职。他在给友人的诗中表示，要“相期珍重到晚节”。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陈叔通喜而不寐。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独裁统治，早已深恶痛绝，在狂喜之余对国家前途怀有深深的忧虑。当时有人邀他出来作官，他复信答道：“弟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　　经过长期的观

7、察和思索，陈叔通老认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光明与希望的所在。就在国民党当局无视全国人民饱受长期战争的苦难和渴望和平安定的强烈愿望，蓄意挑起全面内战的严重时刻，不甘“忍视神州随劫尽”的陈叔通，终于以古稀高龄铤身而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之中。　　陈叔通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筹备工作，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经常在有关会议上发表精辟见解，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1947年5月，上海学生进行反内战的宣传示威，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大批学生。陈叔通立即联合张菊生、唐蔚芝、李拔可、叶揆初、

8、张国淦、胡藻青、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等老人共同具名，分函吴国桢、宣铁吾，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当时盛传的”十老上书”。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不得不将被捕学生释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