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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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论一、引语　　　　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对基本制度环境的要求必须加入到改革的整体分析与进程设计中来，忽视基本制度环境的约束来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变革，很容易在改革实践中陷入迷茫，改革难以取得成功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变革，从理论准备到实践设计来看，变革的基本原则是“效率”，即通过治理结构的变革，实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向国有控股的现代先进商业银行的转变，从银行的资本结构、经营战略、组织机构体系、评价考核方法、激励约束机制、员工职业价值等银行内部治理的方方面面，强化与利润目标和资产质量

2、目标的直接关联性。换言之，一切以银行利润和资产质量为出发点，变革一切不利于利润和资产质量的内部治理体系。这种变革由于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银行业开放时间表的提出，显得有些紧迫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变革，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内部改革，它必定涉及到外部种种制度环境的约束。举例说，鉴于外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不健全，国有商业银行在内部制度变革中，就不能不考虑已有员工的社会保障事宜，而这种社会保障事宜是根据每个员工的“硬条件”（如工龄、年龄、性别等）来确定的，很少能够与利润和资产质量贡献直接挂钩，这就在一定的程度

3、上，弱化了纯粹以“效率”为原则的治理结构变革的力度；又例如，由于历史的机构设置原则，我国行政县一级以上的地方不论金融资源是否丰富，国有商业银行大多都设立有分支机构，若按照“效率”原则来进行治理结构变革，必然要撤并大量的分支机构，这在地方金融服务替代体系尚无力满足需要的情况下，过量的机构网点撤并是无法实现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已经经历过的内部制度变革，应当说，都是在外部制度环境约束下演化生成的。就这一点看，国有商业银行的现状与人们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期待之间的巨大差距，不只是商业银行自身改革不力造成的，它实实在在有着外部制

4、度环境的强大制约。　　　　　我们是不是可以突出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地位，纯粹按“效率”原则来进行改革，让社会更多地、甚至于是全部地承担这些本来就应当承担的职能与相关的成本呢？这正是我们要寻找答案的问题。　　　　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大量国有企业，在历史地设定它们的制度功能时，就包含着某种本来应当由企业外部制度环境或政府机构负责提供的“公共产品”功能，这些企业对于员工的终生就业、终生收入及福利保障、企业所在行政区域或社区的共同生活环境建设与保护、社区文化事业支持，乃至于企业领导人兼任的社会职务的经济支持等等，均

5、有着不可推御的制度责任。纯粹按企业的“效率”原则来进行改革，首先就必须对这样的“公共产品”制度功能进行清理、分离和向外转移。在外部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环境没有具体形成，同时原来由企业承担的“公共产品”功能的资源也没有转移制度安排的情况下，纯粹化“效率”的改革就必定会造就社会相当量“公共产品”供应的迅速短缺，导致“公共产品”供求的严重失调，激化社会矛盾，积聚社会逆动的力量，潜伏下社会危机或动乱的因素。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受到政府“公共产品”提供制度安排及功能不健全和提供“公共产品”资源不足两个方面外部

6、条件的强烈约束。从经济成本角度来看，企业承担这些制度功能，必定耗费相应的成本，由于这类成本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关联性，它们可称为“制度成本”。　　　　　与此同时，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大量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历史还赋予了它们另外一种制度功能，这就是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社会制度稳定及相关意识形态建设具体通过企业组织形式来充分保证的功能（即学术界经常谈及的“政企不分”的企业体制功能，不过，这里的“政”还应当包括“执政党执政地位”在内较为广泛的意义）。这种制度功能显然也要占有企业一定量的经济资源，而且不

7、会全部直接地服务于企业的经营目标，这是又一重的“制度成本”。如何从国有企业内部将这一制度功能转移到企业外部，外部如何承接如此功能，相应的资源配置方式如何调整，目前看来还是一个需要认真谨慎研究的重大制度建设问题。至少首先要将如此的制度功能细分，看哪些可以继续服务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哪些则可以而且应当分离出去。鉴于这一问题还没有足够的外部制度环境承接，相应资源的配置方式也未有清晰的制度框架，国有企业如此功能的转移或转化，就不是近期可以很快实现的。换言之，即使是如此制度功能的一部分向外转移，也还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它同样受制

8、于外部制度环境及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纯粹以“效率”要求来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至少在一定时间内不那么现实。　　　　　面对如此状况，政府或社会宏观管理部门的选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降低国有企业纯粹“效率”改革的水准，在维持和“渐进地”减少历史形成的国有企业部分“公共产品”功能和“执政性”功能的同时，逐步进行“效率”化变革；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