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视界中的屈原与《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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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诗学”视界中的屈原与《楚辞》一、众所周知，汉代以前的史书中几乎从未提到屈原，尤其是楚国的史料中，屈原更是不见经传。这实在与后来记载中的屈原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由于缺乏必要史料，屈原－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更有观点认为屈原并不存在，纯系汉儒的虚构和假托。在各种观点皆缺乏力证的情况下，此一观点也就自有其道理。廖平是持否定屈原存在观点的，其说虽多偏颇，但毕竟有可取之处。再如胡适亦持类似看法，他在《读楚辞>》一文中便明确提出了四个问题：一、屈原是谁？二、《楚辞》是什么？三、《楚辞》的注家。四、《楚辞》的文学价值。关于

2、第一个问题胡适先生道：“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而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接下来他论述了“《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2）──当然，如果站在当今的最新学术前沿来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说不惟《史记》“不很可靠”，一切历史文本皆无法“很可靠”，因为语言本身即是一种喻体的存在，一种修辞的存在。而我们所能见到的历史只是文本而已，根本就无法摆脱其做为一种叙事所具有的虚构性、修辞性和倾向性。胡适还就《史记》中涉及屈原的文本进行了类似于今天“文本分析”似的解读，得出了

3、“《屈原传》叙事不明”的结论，并指出了五大疑点（有点像现今美国的修辞解构阅读）。再有近来日本秋田大学的石川三佐男教授在其《楚辞>新研究──近年出土的考古资料与九歌>诸篇的比较》中，研究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中之“升仙图”、“重庆巫山县”土城坡等地出土的各种棺饰铜牌、四川简阳县汉墓出土的石棺侧板画像以及“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帛画”、河南新野县、湖北随卅市“曾侯乙墓”等出土文物，得出了“大司命”、“少司命”、“云中君”等诸神皆出于汉代而不可能出于战国时的屈原笔下的结果，证明《九歌》系汉代人伪作。这无疑也开辟了一

4、个新的视角，且让历史文本与出土文物相“互文”，有“以地下之物证地上之事”之风。然而总的来讲，置疑屈原是否存在，有个颇难解释得通的地方，就是汉儒的作品无一能与《楚辞》媲美，难道他们自己都写不出好作品，却能在伪托别人时文思泉涌灵感大发写出惊世之作么？显然是不大可能的。故此，我以为完全否认屈原的存在不太可取。既然缺乏必要史料证明屈原的存在，及屈原是谁，其真实面貌为何，那么历史上的屈原在出现新材料之前，便可视为不可追寻。而我们今日言说之屈原，只是《史记》、《楚辞》及此后各类相关文本中的一个人物符号，一个话语的命名。在此基础上，我所

5、讨论的不再是“屈原是谁？”而是屈原是如何被言说的？　　　二、首先，历史上的楚国是一个非中原地区的，非汉文化中心的诸侯国，尽管当时也曾十分强大，但在秦统一后的大一统的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国家里，它便成了一种“边缘”的“楚地”。生活于当时楚国的诗人屈原，相对于生活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独尊儒术”的汉儒们来说，也只是个“少数民族作家”，是个地地道道的“边缘”的“他者”。然而《史记》中的屈原又是什么样子呢？细读《屈原贾生列传》，除胡适已提出的五大疑点以外，我们更可运用更为前沿的文本分析方法来加以推敲。《列传》中涉及屈原

6、生平行状的叙述并不太多：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3）先看其中引用上官诬陷之辞的“直接引语”，“直接引语”为文中人物所言而非叙述者之言，那么叙述者相对于文中的历史场景（且是戏剧化了的），无疑是个“不在场者”，他又是如何听到这一段话的

7、呢？相信不会有如此详尽的史料流至汉代。显然这段话是由叙述者代言的，是作者的一种修辞和建构，而与历史史实无关。进而再看这段叙事，在这一颇富戏剧性场面的历史场景中，只有两个“在场者”：屈原和上官。上官是否“见而欲夺之”，即便在当时也难于辨明（楚怀王即一例），更何况事过境迁后的“缺席者”司马迁呢？司马迁判定屈原为可信，上官为不可信，完全是着眼于其文章的主题建构和谋篇需要，而与具体史实无关。换言之，司马迁是以“历史经验”置换了“历史史实”。而这本身就是“不可信”的。再进而分析这一段文本，不难看出它是建立在“忠/奸”的语义二元对立上

8、的。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性的“忠臣故事”，而君、忠臣、奸臣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所有这类忠臣故事的基本“句法结构”，即便把主人公屈原置换为别的什么人也是一样。而故事中的上官（或换成别的什么人）则注定成为“反英雄”，这是故事所决定了的。换言之，不是因屈原才创造了屈原故事，而是因屈原故事才创造了屈原。司马迁讲述的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