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新学”名义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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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宋“新学”名义考论以王安石为核心的北宋新学学派，近年来正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就其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影响而言，新学当然无法与同时代的理学相比，然而，在北宋中后期，借助政治权力的庇佑，新学一度成为官学，其地位之隆，非别家学派可及。当代宋学研究界对“理学”、“道学”这些名称的来源、内涵和外延，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讨论。那么，在使用“新学”这一名称时，我们是否也有必要对它的来源和意义作一番考察呢？比如“新学”究竟是当时人的称呼，还是出于后人的追加？其含义又如何？这些问题恐怕都不能回避。本文即拟对北宋“新学”的名称和意义进行一些粗浅的考论，尤

2、其注重发掘“新学”反对者口中该词的丰富含义。黄宗羲着、全祖望补的《宋元学案》至今仍是宋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虽然出于尊崇理学的正统观念，该书仅将新学略加阐述，列于全书正文之后，称为〈荆公新学略〉，但“荆公新学”一词却由此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为后世所惯用。据笔者考察，“荆公新学”之称非但不见于宋人著作，在全祖望之前，似乎也没有人这样指称王安石一派学术。它是全祖望自己的发明。这样称呼，能将王安石一派学术从其他新兴学术中分离出来，使人一目了然此“新学”为王荆公之新学，而非别家之新学。不过，从史源学的角度讲，“荆公新学”毕竟是后人创造的一个名词，而

3、非王安石同时代人对其学术的指称。我们要辨析“新学”之名称与意义，首先必须上溯至王安石的时代。我们发现，在王安石本人的著作中，从未将自己的学术称为“新学”，其门生后学，也未有将自己一派的学术称为“新学”者。因此可以断定，“新学”一词系他人加给王安石一派学术的名称。北宋文献中较早以“新学”称王安石学术的正是他的政敌司马光，他曾上〈乞先行经明行修科札子〉云：昨已有朝旨：来年科场且依旧法施行。窃闻近有圣旨，其进士经义，并兼用注疏及诸家之说，或己见，仍罢律义，先次施行。臣窃详朝廷之意，盖为举人经义文体专习王氏新学，为日已久，来年科场欲兼取旧学，故

4、有此指挥，令举人豫知而习之。〔1〕此语亦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六元佑元年四月庚戌条。这是王安石同时代人较早在文章中以“新学”二字指称王氏学术。此处所谓“新学”，是指由王安石领衔修纂、熙宁八年宋廷颁布的《三经新义》所代表的一种新经学。熙宁四年，王安石进行科举改革，经士科废诗赋，专以经义、策论取士，士大夫纷纷改习经义，《三经新义》颁布后，写作经义更以新义作为标准；而所谓“旧学”，指《三经新义》颁布之前作为考试标准的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所代表的旧经学。元佑元年，由于旧党当政，重新恢复了诗赋考试，同时写作经义也不必专守《三经新义》，可

5、以援用先儒旧说，或自抒己见。司马光分析朝廷事先将这项规定下达，目的就是要让那些专习王氏之学的考生对科场的改制有所准备。我们注意到，司马光在新学之前还加上“王氏”二字予以限定，说明了他刻意要将王氏之学与先儒之学区别开来，而且所说的“新学”确实专指王安石的学术。当然，北宋文献中还有不加“王氏”而径称“新学”的。如苏轼为欧阳修《居士集》作序，有云：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赖今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2〕欧阳修逝世于熙宁五年，他死后十多年正值元丰后期，此时，王安石

6、已不在相位，但他制定的科举改革措施仍在实施，《三经新义》照旧大行其道。正是借助科举制度的影响力，新学开始成为北宋学术舞台上的一门显学，而“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云云，是旧党中人经常加给新学的一大罪名。关于这篇序文的写作时间，《东坡全集》收录时没有说明。《四部丛刊》本所据元刻本《欧阳文忠公文集》载此序，末有“元佑六年六月十五日叙”，并注“绵本作三年十二月，是时任翰林学士”。可见这篇序文的写作时间存在两说，或为元佑三年，或为元佑六年。〔3〕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六一居士集叙〉必写于元佑元年朝廷颁布恢复科举旧法的诏令之后，文中云“赖今天子明

7、圣，诏修取士法”，亦可证明这一点。苏轼使用“新学”一词虽晚于司马光，但他的话对于考察“新学”这一名称的内涵很有意义。首先，它证明了即使不与“王氏”二字连用，“新学”一词也不是泛称，而是专指王安石学术。因为，相对于汉唐重视章句训诂的经学而言，北宋的经学都可说是一种“新学”，欧阳修的经学自然也不例外。而苏轼这里所说的“新学”，显然不包括欧氏经学在内；其次，苏轼指出了士子们开始钻研新学的大致时间是在欧阳修死后的十多年，即元丰后期；再次，他所说的“新学”包含了某种贬义，对此下文再予详论。当时，使用“新学”一词指称王氏学术的，还有洛学领袖程颐。他

8、评论弟子杨时说：杨时于新学极精，今日一有所问，能尽知其短而持之。介父（王安石）之学，大抵支离，伯淳（程颢）尝与杨时读了数篇，其后尽能推类以通之。〔4〕此条为吕大临在元丰二年所记。可见程氏非但比司马光、苏轼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