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刘知幾“直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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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析刘知幾“直笔论”　　一、对曲笔的批判　　刘知幾说：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所谓实录者，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他认为史家治史的目的不仅在于记功司过，彰善惩恶，而且在于史学乃是经国之要道。他把史学当成治理国家的工具，因为只有实录直书，才能使逆臣贼子、淫君乱主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从而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达到史之为用的目的。刘知幾提倡直笔，反对曲笔，恰恰说明曲笔阿谀奉承媚主，在当时和以前都是一种风气。他担任史官期间就主张照实撰写国史、实录，不为他人歌功颂德，结果遭人诽谤。刘知幾的直笔论，是以直笔为史家的忠实责任，不允许为任何权势

2、所变更。刘知幾在古今正史篇指斥许敬宗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誊，多非实录，指斥牛凤及凡所撰录，皆素贵私家行状，在史官建置篇也指斥许敬宗之矫妄，牛凤及之狂惑，此其善恶尤著者也，这都是对于并代史臣之毫无保留的批判。　　刘知幾所谓直笔，讲究不掩恶，不虚美，甚至反对为了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而使真相不明，因此，他婉转指出即使是孔子的话也不可拘泥。他说：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丽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斯并曩贤精鉴，已有先觉，向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虽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

3、这些话大大地剥去了儒家经典的圣光。刘知幾在理论上反对掩恶虚美，并且也是实践不掩恶，不虚美的。他在《史通》里写有《疑古》、《惑经》两篇，并不因为《尚书》、《春秋》是经书而隐瞒它们的缺点，这两篇的内容要在本章第二节去说。同时，他也不是笼统地疑古惑经，而是就事论事。可见刘知幾既不因为《惑经》而惑疑孔子在历史上的成就，又注意到了孔子和普通人一样，具有某些缺点，而不能盲目崇拜。　　二、对古人与经典的评议　　刘知幾直笔论还表现在多讥往哲的批判精神。他继承孔子之志，发扬了王充疾妄求实的疑辨思想和学说，充分肯定了《论衡》对《论语》的诸多批评，又对王充没有批评到《春

4、秋》表示不满，立志要揭示《春秋》杂义，攻击欺惑牴牾。他在《史通》中大胆怀疑《春秋》、《论语》等儒经，不为传统所惑，不为权威所拘，其矛头直指封建学术权威，对古史、古说也多有考辨，《疑古》、《惑经》即是他疑古辨伪的两个专篇。其中提出了《尚书》的可疑之事十点，《春秋》所未谕者十二，虚美者五，又多引汲冢古文批判经书，剥去了《尚书》和《春秋》的神圣外衣，把它们和一般的史著置于平等的地位，成为把经学还原为史学的创举。　　《疑古》篇利用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和儒家经典的矛盾等，揭示出古圣先王的贤明和功绩是后人粉饰、附加的结果，而孔子等圣人的某些说教又是造成伪事、

5、伪说的主要原因之一：案《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这段话剖析了孔子等圣贤隐恶扬善、虚美损丑的主观动因，大大剥去了儒家经典的圣光。《疑古》篇特别对孔子以后儒家所美化的尧、舜、禹、汤等古代帝王的事迹提出质疑，批评《尚书》隐恶虚美，爱憎由己，情理不通，前后矛盾。刘知幾虽然未能意识到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儒家出于寄托政治理想的需要，但他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出发，强调要

6、忠于历史事实，主张直书实录，反对曲笔隐讳，敢于大胆怀疑经书，讥议圣贤，表现出大胆的疑古思想和批判精神。　　《惑经》篇是专辨《春秋》的，刘知幾把《春秋》作为历史来研究，从史学的角度、从编史的要求出发，对古史进行深入的探索。他认为孔子修史不实事求是，从狄入卫、天子狩河阳两事就可以看出：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愧良史也乎?这无疑是对孔子违背据实直书原则、使用曲笔的揭露。可见《惑

7、经》从修史的原则、方法、体例等方面，尖锐地批评了孔子和《春秋》，揭示了《春秋》或仅凭传闻，或缺载史事，或沿袭讹误，乃至造成了许多曲笔、失误之处。刘知幾还希望史家记史应探赜索隐，实事求是，反对臆说;不计个人安危荣辱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荣，这些对维护历史记载的真实性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对经书提出怀疑作出批判的同时，刘知幾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在《史通》的其他篇目中对一些史事的真伪进行了考辨。如在《史通暗惑》里列举了《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晋书》等史书中虚妄不足信从的记载，提醒世人夫书彼竹帛，事非容易，凡为国史，可不慎诸

8、。在《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中用文献学的方法，从确凿的史实出发集中批判了《汉书五行志》中灾祥征应的神学学说，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