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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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1)[摘要]本文着重阐述了苏联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间的关系，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深刻认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及其后果。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曾丢弃“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理论创造，他虽曾致力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生前基本上没有摆脱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樊篱。邓小平在新时期实质性地突破了苏联模式的影响，真正开创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新天地。　　[关键词]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要坚持邓小平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深刻认识苏联模式同中国社会主义道

2、路探索的关系，必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苏联模式中挣脱出来，并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实质性地突破苏联式社会主义而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深刻认识这个问题，就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左顾右盼，摇摇摆摆，甚至走回头路。正确地认识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间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对于科学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还是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首先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曾经有过光辉的思想和独特的创造，这不仅表现在建立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而且反映在对于建国后由新民主

3、主义阶段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创新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曾一度丢弃了这一理论创新，而基本“照抄”了斯大林体制，采纳了苏联模式，因而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探索道路。　　　　一、对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放弃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领土广大、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同时，也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

4、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1]依据这一理论，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将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2]　　这种强大压力是同在斯大林指使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和铁托的批判、攻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苏联为适应与美国对抗的需要，弥补共产国际解散后所空缺的活动

5、，同时也为加强约束、控制东欧各国党，于1947年9月在波兰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坚持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没有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制订适合其具体国情的政策，也由于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中，南斯拉夫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坚持独立自主，不甘心做苏联的经济附庸等原因，苏南关系迅速恶化。苏联领导人为迫使南斯拉夫屈服，对南共采取了强硬蛮横的高压政策。铁托不肯屈服，进行了顽强抵制。这样，斯大林便于1948年3月从南斯拉夫撤走了所有的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接着，联共（布）中央又致函铁托，全面指责南共领导人及其内外政策，

6、进一步恶化了苏南关系。1948年6月，苏联通过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召开第三次会议，进一步对南斯拉夫施压。在南共拒绝出席的情况下，会议在联共（布）代表的操纵下批判南共及其领导人铁托“反苏反共”，指责其走上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会议甚至把铁托打成帝国主义的“间谍”，并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造成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分裂。在此情况下，从1948年六、七月起的一年间，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撕毁了同南斯拉夫签订的一切贸易和经济协议，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和铁托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都源于铁托的独立自主和坚持走自己道路、抵制苏联模式的行动。斯大林这样做，

7、其用意也在于杀鸡给猴看，震慑一切敢于违迕苏联道路和模式、企图独立自主的东欧国家和其他党。　　此时，刚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正面临着建国后一系列建设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也从批判铁托事件中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解放战争及其以后时期的毛泽东，也曾为斯大林所不信任，被斯大林怀疑为“铁托第二”。毛泽东在事过七八年之后，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讲到此事时还说：“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3]很显然，这“压力”就是指1948—1949年斯大林指使共产党情报局大反铁托和制裁南斯拉夫，而给毛泽东

8、和中共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二、开展“大跃进”运动，实行赶超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