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与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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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化与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选择.L.编辑。　1　　首先要解决这一问题：在近代这一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选择的承担者是哪一社会力量？为此我们要细细解剖晚清各个政治群体。　　先看士绅阶层。士绅在中国封建社会曾长期充当联系统治者与下层农民的中间环节。科举取士之后，士绅又是统治集团政治力量产生的源泉，最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性质。具体到清末这一段历史，士绅阶层有下列几个特征：其一，由于明末江南士绅极力与清统治者为敌，清建立全国政权后，长期执行严厉打击士绅的政策，自顺治之始，清统治者不断制造政治理由，动辄屠杀士人，大大抑制了士绅的政治地位，

2、造成士绅与统治者的疏离。其次，清末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其最终目标指向清统治者，而直接打击对象却是士绅阶层。虽然地主士绅在曾国藩、李鸿章领导下，组织湘军、淮军与太平天国对抗，努力保存自身，但太平天国持续十几年，所到之处无疑极大削弱了士绅的力量，由于这些历史因素，清末的士绅阶层与历史上的其它王朝相比，处于前所未有的萎缩地位，面对近代西方国家的挑战，既无心也无力作出反应。　　另一个社会力量是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由满汉共同组成的、作为政治决策力量的高级官员。他们中间曾经出现过几个匡时济世的有力人物，如对外的林则徐、对内部曾国藩等，但这是统治集团

3、中的极少数。由于封建政治结构的腐败，特别是作为封建政治支柱的专制、八股、祖训在清代被推向极端，对封建政治官僚的思想起了极大的禁锢作用，处于决策地位的高级政治群体，在清末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完全没有积极的回应能力，种种愚俗陋见，使国家失去了一个个有利的选择时机，最终被拖进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以上两种传统力量没落之际，新兴的工商阶层尚未充分发展。虽然经过通商、自强、洋务等内外因素的刺激，新兴经济也仅在沿海几个通商口岸有所萌芽，广大内地并没有改变以小农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经济性质。经济力量的薄弱使新兴的工商阶层无法孕育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虽然辛亥革命

4、时以张謇为首的江浙工商阶层对时局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仍然没有发展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无法对中国的近代化作出积极的贡献。　　通过以上的掠视，我们可以引出下面的一个结论，即晚清历史是一个“政治真空”时期，个别人物固然无法挽救这一“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各个社会阶层也无法收拾这一残山败水。实际上，从被迫对外开放到近代历史的结束，古老庞大的帝国是凭其剩余的惯性，保守地延缓其统治时间。但是，这种“政治真空”却为知识阶层的勃兴提供了极好时机。中国传统的知识阶层，无论其自身有多少弱点，无论在封建政治结构中地位如何卑微，每遇历史的转换，总以悲剧的角色，自

5、觉承担历史的使命。相比之下，在近代这一时期，他们作出的贡献最大，付出的牺牲最多，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同时完成了由传统的“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过渡因此，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对近代化的选择，无疑应以知识阶层的政治表演为视觉焦点。　　　　2　　以近代化这一历史的最终目的作为参照，检讨近代历史的基本活动，我们可以看到，知识阶层作为晚清历史变化的主要推动者，在思想上行为上有下列特征。　　1.思维方式：价值理性多于工具理性所谓价值理性是指追求一种特定的价值，而不计实现这一目标应有的条件和手段的思维方式：所谓工具理性是指追求一种现实的功利，同时考虑实现其目标

6、的手段、条件、效率等因素。在马克斯·维贝尔看来，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切成就，都是工具理性的直接结果，尽管西方近代文化包括许多思想潮流，如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但与近代化有直接关联的则只有工具理性。而与工具理性相对应的价值理性，作为在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在近代之后转换为批判现代化的思想根源。　　中国传统知识阶层多信奉儒学，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既包含价值理性也包含工具理性。历史上价值理性曾塑造出许多有光彩的道德人格典范，而工具理性则使知识阶层在现实社会多有作为。　　虽然近代知识阶层与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都不相同，但在推动中国走向

7、世界的过程中仍然把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手段和精神动力。在传统工具理性驱使下，他们很快认识到富国与强兵乃是现实当务之急，在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还为传统的礼仪文化自豪，企图以此与西方的坚船利炮对抗的时候他们则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宣扬自强、改制的迫切性。在知识阶层的推动下，社会思潮逐渐转移到现实的、功利的追求上，开始自强、洋务、维新变法的历史活动，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与此同时，价值理性也在知识阶层中发挥作用，具体表现就是，面对西方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冲击，在西学东渐、西风压倒东风的历史潮流中，他们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竭力维护

8、风雨飘摇中的传统文化的地位，随着自身知识结构的变换，不断重新阐发传统文化的意义，使传统文化保持对现实社会的“亲和性”。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知识阶层中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