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禁烟大臣与禁烟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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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末禁烟大臣与禁烟总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是颇有声色的。不甘覆亡的清政府还像要趁着即将逝去的光景一洗自己的烟容垢面似的，迫于国内外禁烟形势的推动，不仅颁布了严令全国禁烟的上谕，签订了《中英禁烟条件》，而且特设了禁烟大臣，并有筹建禁烟总局之议。关于禁烟大臣与禁烟总局问题，以往论著及工具书或语焉不详，或捕风捉影，以至云苫雾罩，直接妨碍了对近代中国禁烟运动史的研究。语焉不详，兹对其分别予以论述考辨，以求教于方家。一、禁烟大臣的设立鸦片烟毒之祸国殃民，甚于洪水猛兽。对鸦片的危害，国人早有认识，雍正初年，闽粤沿海地区有以鸦片拌入烟丝吸食之风，当时就有

2、人上奏指陈：“初吸之时，晕迷似醉，身体颇健，……迨至年深日久，血枯肉脱，纵自知鸦片所害，急欲止之则百病丛生，或腹痛而脱肛，或头晕而迷乱，或咳嗽而呕吐。一吸此烟则诸病立愈，精神百倍，虽苟延一息，然死期日迫。”耽食鸦片，伤身破财，害己祸人，“及至家业荡尽，称贷无门，即相率为盗”，滋扰社会，朝廷应谕令禁烟，“庶民命拯而盗源息矣”。[1]于是雍正王朝于1729年制定了《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颁布了《申禁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上谕》，这是中国最早的禁烟诏令，但并未止住鸦片的贩卖与吸食。由于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列强要利用鸦片掠夺中国的白银、茶叶、丝绸等钱财，对中国疯狂倾销

3、鸦片，致使鸦片问题愈演愈烈，构成严重的社会危机。1838年8月，林则徐上奏道光，指出鸦片流毒天下，“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2]这就触及到了清朝统治的要害，令皇帝不寒而栗，为了维护封建政权的根基，道光皇帝在连续八次召见林则徐之后，于1838年12月31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3]办理禁烟事宜。林则徐作为清政府特派的第一位专办禁烟的钦差大臣，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清道光中叶以前之禁烟，因系君主专制政治，纶音一降，全国钦遵，执行之责，全在各省督抚，下逮各府州厅县，别无

4、何项机构。”[4]林则徐作为办理禁烟的钦差大臣，也只是负责广东沿海禁烟，由于西方列强侵略的加紧，再加上清朝统治者的昏庸，林则徐办理禁烟事宜未竟，便被革职查办，发配新疆，其虽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5]之苦心宏愿，也只能面对鸦片战争的爆发、《南京条约》的签订而空饮余恨了。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签订后，清政府步步退让，鸦片的贸易、吸食、种植逐步合法化、公开化，中华大地笼罩在一片烟毒之中，中国人民既蒙受着烟毒的祸害，也蒙受着“东亚病夫”恶谥的耻辱。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危亡，面对日益严重的烟毒，国内不少仁

5、人志士奔走呼号，或吁请政府明令禁烟，或身体力行，创办禁烟会社，逐渐掀起了禁烟热潮；同时，由于西方列强对华侵略方式的转化和西方一些正义人士对西方利用鸦片毒害中国的指责，国际上也出现了有利于清政府禁烟的形势。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清政府于1906年9月20日，终于颁发了禁烟上谕：“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6]从此，禁烟运动在全国展开。在清末禁烟新政中，“执行禁烟者，除各省督抚藩臬守巡道各府州厅县外，内而民政部、外而民政司或巡警道，均为新设机关，各有专司禁烟之责”。[7]其职掌系统为：（内）民政部─（公司）─掌理全国禁烟事宜四、“禁烟总局”考辨自190

6、6年清政府谕令禁烟之后，禁烟运动自上而下地在全国展开。禁烟是个一动百枝摇的问题，牵涉到禁种、禁贩、禁吸等问题，关系到财政、警政、民政、吏政等方面，按道理清政府应有一个专门的中枢统筹机构来处理，而从现有资料与相关论著来看，也有一个“禁烟总局”之名，但是，我们在研究中感觉这个“禁烟总局”似有似无，仿佛海市蜃楼一样，很难捉摸坐实，令人疑窦丛生。现予尝试考察，请方家不吝赐教。1906年12月12日，河南道监察御使赵启霖上《禁烟期于实行折》，共提出4条建议，其第1条即建议在京师设立禁烟总局。赵奏：“此次限十年禁断，为期颇宽。在官吏认真者固不至漠视，惟十年之内，督抚之更易无定

7、，州县之迁调无常，日久生玩，实在意中。若无总汇之处，专责之人，局势涣散，既不便于稽查，公事宕延，又莫为之催督，以后能否实行章程，殆不可知。拟请于京师设禁烟总局，钦派职位较崇之员，专司其事，置书记数人，办理文牍，所费甚微，禅益甚大。凡各处种烟地亩若干、吸烟人数若干、每年减少若干、烟店若干、烟税若干，由总局次第咨查，令该管督抚以时报告，庶全国戒烟之精神较为提振，而按年递减之情形亦便考查。”[53]这是我们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关于筹设禁烟总局的建议，是赵氏根据当年的朝廷禁烟上谕与政务处的《禁烟章程》而提出来的。对赵氏的建议，1907年1月24日度支部的议覆称：“该御史拟于京

8、师设立禁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