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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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摘要：许倬云所著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是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汉代研究丛书”之一种。该著作不仅为西方读者考察和介绍了关于汉代农业的重要史料，而且还进一步诠释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但是，受魏特夫“亚细亚型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观点的影响，作者在运用相关考察汉代农业经济时，却忽略了对传统史料的考证和诠释。这种倾向，导致了作者在论述水利工程、人口增长、佃农人数、国家权力和田租数量等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要素时，忽略或误读了传统史料所表达的基本信息。同样，作者对汉代地主阶级势力所作出的过低的估计也存在着相当问题。实际上，整个汉代，

2、地主阶级的发展是极为活跃的：西汉后期，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已愈演愈烈；迨至东汉，随着田庄的兴起，汉朝统一的根基不断被腐蚀，最后终于瓦解了汉王朝的统治。关键词：汉代；经济；社会；国家权力一1950年代末，卡尔·魏特夫(Karl：AparatlzeStudyofTotalPoericanOrienalSociety94：2(1974)．《美国东方社会杂志)94期第2卷，1974。③ChineseCivilizationandBureaucracytr．byH．M．edievalChina(LEiden；E．J．Brill，1965)，I80．《征服者与统治者：中世纪中国社会的力量》(1965

3、年)一书中所犯的错误。在讨论《史记》关于河流与运河的说明时，埃博哈德误以为上面的那段引文，是“对禹(传说中夏朝创造者)的赞美”，因而“不予考虑”。事实上，上述的引文，并不是关于禹的传说，而是司马迁收集到的资料。这一事实，可经检视〈禹贡〉(JamesLeggetr．，TheChineseClassics，III，pp．92-150．理雅格译，《中国经典》第三卷。92-150页)，或检视司马迁自己的陈述来证实。司马迁说：“禹……他的功绩影响了之后的三代(夏、商、周)(对禹的赞美到此为止)。在那以后……(上述的引文从此开始)。”《史记》第29卷4页(原文：禹抑洪水…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后……

4、)。②埃德哈德(1965年)，页77。③可参阅埃博哈德(1965年)的例子，53-62页，65-66页，74-87页。MasubuchiTatsuo的．Gale)DiscoursesonSaltandIron《盐铁论》，(台湾：正文出版公司1967年再版)。⑨《汉书》66卷67a页、68卷3-4页。请比较盖尔(1967)．xvii—xxx页。国家权力和政府干预地方事务的局限性，可以从颖川区域(洛阳东南约500里，华北平原的南端)的变化看出来。西汉时期，该地区以地方豪强难以控制而闻名，朝廷发现，要驾驭这些人格外困难。公元前73年，当赵广汉被任命为该地区的郡守时，他发现当地许多大家族通过

5、联姻而结合，并形成控制地方政府的强而有力的集团。赵氏在这些大家族之间制造冲突和对立，以破坏其联盟。结果，该地区便在大家族间的权力斗争中被搞得四分五裂。在赵氏之后继任郡守的，是两个儒家文人：韩延寿和黄霸。他们诉诸儒家和谐关系的理想，并以儒家的礼仪，认可并恢复了这些大家族之间的婚姻联结，来改善当地的状况。地方豪强的势力(大家族与大地主)，本质上仍完好无损，但是他们在名义上“儒家化”了，所以在汉朝廷和儒家文官的眼里，变得比较容易接受。因此，“地主—文人—官员”，这一新精英网络的开启，是武帝的政策和措施的结果。①田租税率：新精英或“士大夫”势力的兴起，不仅在汉代历史上，同时也在中国悠久的历史

6、上，标示着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来检视许氏在分析汉代农业经济时所犯的另一个错误：一般农户所须负担的田租，许氏估计，西汉时期实际的田租税率，要比官定税率低得多。为支持这一论点，他引用了公元前31年侯爵匡衡补缴田租的例子，他说：公元前32年，缴给一个侯爵(匡衡，他的食邑有40000亩)的田租，达1000石粮食以上，或者1650斛以上……因此，每亩地的田租应为4／10斗(或4升)粮食。(75页)许氏以此来抵消1斗(或10升)粮食的官定税率(约占年产量1／30，如同大多数汉代三总的来说，许氏以复合的、动态的角度来讨论汉代的经济发展是相当成功的。他正确地追溯汉代初期纯商业

7、的衰落(36-57页)和农业经济的兴起(129-136页)，将之归纳成为许多互相关联的因素：政府的政策、人口的变动、地主的扩展情形、小农的情况、以及有利于地主、小农发展营利性副业的情况。到了西汉的后半期，许氏对于“由各种势力的团体混合而创造出的三位一体：有财富者、有学识者、有权力者”所引起的重大变化，给予了应有的重视(54页)。然而，许氏所偏向的政治性经济观点(经济受汉代政府官僚之控制)，往往影响他关于汉代地主阶级之形成与发展的讨论。由于地主阶级向来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