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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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与“稷”同样成问题的还有“粱”和“秫”。这两个词古籍中也常见。汉代儒生除了“五谷”之外，还有“六谷”，“八谷”，“九谷”的说法，其中于谷(或禾)和黍、稷之外就还有“粱”和“秫”，好像这“粱”和“秫”与谷或黍、稷无关，而是另外的作物。《急就篇》中也有一句是“稻黍秫稷粟麻杭”。这“秫”和“梁”是什么样的作物?从汉儒的训诂中是找不到明确的解答的。历代本草书中大都以“粱”为粟属，也就是北方谷子之类。至于“秫”，则医师所讲究的是药品，所以本草书里一般是谈“秫米”，而这“秫米”总归是带黏性的粒实，究竟

2、是稻，是黍，还是北方谷子，各家不一其说，不过他们都不以为“秫”是某一种个别作物的名字。早期的农书如吕书叫篇、《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都没有讲粱秫。贾思勰作《齐民要术》，才于《种谷》《黍穄》两篇之后，专有讲“粱秫”的一篇。但全篇只有寥寥61个字，而这两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则完全没有区别。这且不说，讲到播种用量又是与《种谷》篇所讲的相差不多，而且说“种与植谷同时”；此外“燥湿之宜，耙劳之法，一同谷苗”。看来这“粱”和“秫”是同“谷”(即北方谷子)极相类似的。好像就是因为在《齐民要术》里面讲的有欠清楚，所以后来的《王祯

3、农书》和《农政全书》以及《授时通考》讲的也都是不清不楚。《授时通考》本不是出于农学家之手，不足深怪；贾和王、徐三人都是精通农事的，何以有此败笔?思索起来，可能是当初贾思勰是颇为前代儒生的训诂所困，在那个所谓“经学昌明”的时代，他没有敢于直接提出异议，在“稷”的问题上他还有回避的办法，在“粱”和“秫”的问题上就很难下笔了，看来很像是勉强成篇，后来王、徐二氏也许是慑于贾氏的权威而也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说明。这是一种猜想。此外古人对于作物的“种”和“品种”二者也许有时不像今天这样分得清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看来，粱和秫二

4、者都不是什么个别“种”的作物，因为从现在的大田作物当中找不出这样两个“种”来。粱字在古籍中常常是和粟字联在一起，后来又有“黄粱”的说法，这就使人有理由理解为粟属，也就是北方谷子的一个品种。其实这个词的最初含义也许是不限于某一种特定的作物的。古书里常常有“膏粱”、“稻粱”、“粱肉”等说法，这里的“粱”都有质量较高的粮食的意思。《左传》哀十三年记载“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对曰，粱则无矣，粗则有之。”以“粱”与“粗”(粗)为对文，应该是泛指细粮而言。《仓颉篇》中“粱”的注解是“好粟也”，如果“粟”是泛指粮食，那么“

5、粱”也就不一定专指的是北方谷子。不过后者究竟是种植最普遍的作物，所以到后来“粱”也就成为优质的谷子(小米)的专名了。至于“秫”就更是如此。古来学者大都解释为谷类之黏者，其读音与“黍”相同，有人认为此字可能就是导源于“黍”字，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谷类比较黏的品种，一般也是比较味美的。所以常常见到“粱秫”或“粱黍”的说法。总之，“秫”也和“粱”一样，不是个别的某一种作物。最后还要指出，古籍中有关农作物的记述显得混乱，其一部分原因似与“谷”“禾”“粟”这三个词的概念有欠明确有关。这三个字常常是用来概括所有的粮食作物，有的甚

6、至概括所有的大田作物，但有时又像是专指北方谷子。《仓颉篇》里说“粱，好粟也”，这个“粟”字可以理解为一切粮食作物，但如认为指的是北方谷子，似乎也未为不可。徐光启说：“物之广生而利用者，皆以其公名名之。”先秦时期及其以前很长时间，黄河流域种植最为普遍的是北方谷子，在一般人口语中，把这种作物以及其粒实的名称当作所有粮食作物，甚至所有大田作物以及其粒实的通名，或者反过来用原来概括一切作物的那个名字来称呼种植最多的某一种作物，这原是事理之常。问题就在于不要只在字面上纠缠，而是着重于弄清事物的实质。作物的名称可以因时因地而不

7、同，但现实的各种作物是不会有本质上的变化的。三秦以前的大田作物情况弄清之后，就可以按着时代往下叙说了。秦汉时期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不过就全国来说，黄河中下游一带仍然是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北方谷子(禾)和黍、稷(穄)还是主要大田作物。西晋人写的一部《广志》里面记载了十来个北方谷子品种和黍与穄的一些品种，后来在《齐民要术》中，黍穄的品种之外，北方谷子的品种有八十几个之多，这都是秦汉以来六七百年之中各地农民陆续培育出来的。大豆也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地位。《氾胜之书》上说：“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并主张每个农户都

8、要依家口多少照每口五亩的标准种大豆，认为“此田之本也”。这说明农学家对大豆的重视。大豆之外，氾书里还讲了小豆。豆是公认原产地为我国，因而不会是从外国引进的。氾书上距战国末年不到两个世纪，因此虽然不能就认为在比较短的一个时期内不会又出现了一个豆科的新种，但也许仍然可以设想，《吕氏春秋·审时篇》里的“大菽”、“小菽”也未必不就是大豆、小豆两个种而并非大豆的两个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