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融资难破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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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小企业融资难破解论文.freel（2003）的研究也借助于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而且他把这些企业按照资产规模划分为10组并选取3组进行实证研究。如表3所示，三组数据分别涉及资产规模处于“最大1％数量的大型企业”、“中间10％数量的中型企业”和“最小10％数量的小型企业”。可以观察到如下事实：首先，在1992～1996年、1997～1998年和1999～2000年三个时段中间，虽然中型企业的利润比率（利息与税收支付前收入/资产总量）有所反弹（从6.844％下降到5.624％后再次上升到7.323％），但是大型和小型企业利润比率却一路下滑（

2、分别从7.156％和4.505％下降到1.834％和－4.613％）。其次，虽然大型企业金融机构贷款/借款比率大幅下降（从0.644下降到0.496），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金融机构贷款/借款比率却大幅上升（从0.646上升到0.846），但是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各种类型企业对借款的依赖程度（用借款/资产比率度量）并没有剧烈变化。当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逐步消失以后，借款/资产比率数值基本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只不过大型和中型企业有所萎缩（分别从0.493和0.410下降到0.471和0.377），小型企业有所上升（从0.275上升到0.34）

3、而已。至于金融危机发生时小型企业借款/资产比率上升猛烈，与其自身缓冲能力较弱（股权、收入留存）是不无关系的。此外，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大型企业更趋向于在债券市场融资，使得债券融资/借款比率从0.292上升到0.481；与之相反，中小企业较危机发生以前借助债券市场则更为有限：中型企业债券融资/借款比率从0.037下降到0.021，而小型企业则从危机时的0.022下降到0.017。由此看来，对表3数据的统计分析与前面的日本案例研究结果非常相似：尽管各种类型企业对于借款需求基本稳定，但是大型企业借款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却在不断下降，这实际

4、为中小企业借助银行贷款发展自己创造了有利时机。为了对上述结果作进一步检验，韩国学者Lim借助严格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其中“金融中介借款/总借款”是被解释变量，“年份虚拟变量”、“GDP增长率”和“公司债券收益率”是解释变量。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大型企业来说，1998～2000年各年份虚拟变量系数均小于－0.3，而1992～1997年各年份虚拟变量系数都大于－0.2，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1998～2000年），大型企业融资逐渐远离金融中介。而对于小型企业来说，1992～1994年各年份虚拟变量系数均小于－0.2，1995

5、年系数为－0.03，而1996～2000年各年份虚拟变量系数均大于0，说明小型企业1992～1994年与金融中介的接触并不多，但是此后情况却大为改观。此外计量结果也显示，金融危机发生前后中型企业贷款占总借款份额并没有显著变化。（王召博士）三、结论与启示20世纪后期以前，与典型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相比，日本和韩国金融市场工具相对简单得多，竞争激烈程度也不如前者。因此，日本和韩国很少能够像美国那样，即大型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进行融资，而中小企业则可以从商业银行那里获得较多的资金。换句话说，由于金融管制造成债券市场不发达，日本和韩国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

6、之间的关系是疏远的。但是，当这种境况有所改善以后，正像自由竞争金融市场国家美国那样，日本和韩国商业银行加大了与中小企业的融合力度，大大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困境。对于我国来说，仿效日本和韩国的做法，监管当局适度放松金融管制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意义十分重大，因为我国同样可以借助大型企业债券融资之后对银行资金的挤压作用，改善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从现实条件来看，目前我国企业债券市场规模仍然十分狭小，这与1993年颁布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有很大关系。以该条例第18条为例，由于规定企业债券的利率不得高于银行相同期限居民储蓄存款利率的40％，实际已

7、将企业债券逼到非常尴尬的地位。这样低的利率恐怕只有那些风险极低的企业才能发行债券：我们经常会看到国家电力、中国石油、三峡总公司这类超大型企业发行债券，而中小企业甚至普通大型企业却很难发行债券。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有的企业为债券购买人支付利息税，变相提高企业债券收益率；也有的企业发行5年期以上债券，因为我国银行储蓄存款最高期限是5年，以上期限存款利率并无规定。显然，这一制度设计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在《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修改过程中，可以考虑允许债券利率上限不低于银行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并随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实现而完全放松对债券利率的管制。

8、只有这样，才可能不至于瞬间把金融风险无限放大，造成金融混乱；才可能实现债券融资和银行融资之间的竞争，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比例，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与此同时，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也充分表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