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运动中的政治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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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遗产运动中的政治与认同摘要：中国当前的'‘遗产热”是在国际遗产运动的语境中发生的，遗产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公共资源政治的一种表述，也是东西方权力政治的一种表述。因此，全球化语境下的“遗产政治”与“遗产认同”主题的探讨逐渐成为遗产研究的热点。然而，由于当代遗产运动的政治性话语过分强调遗产的共时形态以及它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对遗产认同在发生与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地缘性和历史脉络缺乏全面认识，因此，应重视对遗产认同变化过程的研究，从而为进一步辨析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与责任，达到合理的保护规划奠定基础。关键词：遗产运动；遗产政治；遗产

2、认同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11)05-0001-08近年来，“遗产”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热点。伴随着一波波的“遗产”申报行动，“世界遗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陌生又拗口的名词开始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政府直接推动的遗产保护工程，更为学界的遗产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也从20世纪少人问津的“冷门”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从中国知网的检索清楚地看到，2000年以前，与''文化遗产”相关的研究不过300余篇，而从2001-2010年

3、这10年间相关主题论文增长了近20倍。反观遗产保护的实务领域，这十年也可谓硕果纷呈。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中国昆曲入选；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次大会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随后颁布了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中国古琴艺术人选；2004年,我国文化部正式推动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入选；同年中国政府颁布《关于加强

4、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同年，中国政府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8年，中国政府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单及第一、第二批传承人名单；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第五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中国南音人选。从上述一系列的实务行动清晰可见，在这十年中，中国的“遗产热”几乎是经历了从文火炖肉到星火燎原的巨大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政府分别扮演了国际与国内

5、两种重要的推力，它们的交互作用带动了地方、学者乃至普通民众共同投入和建构了中国的''遗产热”。因此，不能不说，中国当前的““遗产热”是发生在国际遗产运动的语境之中，这一语境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建构过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一、遗产运动作为一种国家公共资源的政治表述然而，溯及国际遗产运动的渊源，却并不是仅仅这短短十年历史可以书写。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遗产”的观念，诞生于19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血与火把原属国王、教会和逃亡贵族私人财产的艺术品转变为了公共收藏，从而建立了公共博物馆（李军,2006：1-18）0可以说，

6、现代公共博物馆从诞生之初就奠定了把原属个人或家庭、家族的“遗产”转换为公共资源的发展路径。“遗产”原初作为“父辈传下的财富”的意义开始被重新表述为“国家的遗产”。二战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新博物馆、遗产中心和国家公园迅速发展。表面上看，它是一种经历战争浩劫和现代化大规模城市建设破坏后文化自觉的结果。然而，学者的研究却发现，实际上，二战后几十年的遗产努力都是致力于拯救地主贵族和上层阶级的遗产,那些被纳入遗产名单的往往是有钱人收藏的名贵艺术品和他们的大庄园（Hewison,转引自Howard,2002：36）o尽管不断延烧的

7、“收藏热”使收藏品的名单从名贵艺术品逐渐扩大到照片甚至是名信片，然而，那些传统的弱势群体并没有因此受益。他们被迫从那些无力维修的旧茅屋搬出，而这些茅屋在经过富有的新主人的重新维修后却成为了值得收藏的“遗产”。当茅屋被赋予“遗产”价值时，贫穷的旧主人却被排斥在了“遗产”所有者之外。因此，“遗产工业”被认为是政府与富有阶层的一种“共谋”，以劝服人民大众为少数人的娱乐买单（Samuel,转引自Howard,2002：37）。遗产的动机理论则揭示了蕴藏在“国家遗产”背后的政治合法性冲动。人们发现无论是经过大革命的法国还是俄国新

8、政府，都没有彻底地摧毁旧帝国的宫殿及其收藏，而是重新赋予它以“国家博物馆”的意义。包括那些殖民地国家也都从宗主国复制了一个类国家博物馆，甚至在它们独立之后仍旧保留着这一建制并使之成为新国家的一种象征（Howard,2002：37）。因此，“国家遗产，，的诞生本身也昭示着新政权谋求统治权威的合法化和正统性，以获得一种历史延续感。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