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反改革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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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中国近代历史不等于近代史最近，由于袁伟时教授抨击中学教科书歪曲历史的文章被重新提起，致使《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遭禁锢；而重新开启后的“冰点”副刊则刊载了武汉大学教授张海鹏的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这篇文章其实只是一种继续坚持半个多世纪以来教科书观点的又一次重复，它与历史真实根本不沾边，只是既有意识形态所需要的宣传而已。也就是毛泽东当年所论述的近代史观。毛在1949年6月30日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详细描述了一种近代史观。即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辛苦地向西方国家

2、寻找真理，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随后毛一连五篇檄文，继续论述了这个“反帝反封建”的近代史观。此后，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便忙着打补丁，以证明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抵抗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问题在于，中国历代史家之主流仅在于为皇权捧场，到毛泽东时代更是登峰造极，文化人纷纷以趋炎附势为荣，如果说中国历史没有科学的地位的话，毛时代尤其社会科学，彻头彻尾成为诠释“毛泽东思想”的御用工具，连科学的气息都没有了。英国思想家萨义德、班达等定义称：知识分子应该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

3、，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照此定义，中国堪称知识分子的就没几个，文化奴才却层出不穷。仔细看来，袁伟时教授的答辩其实也有投鼠忌器之忧，看上去文章写得很别扭，像是捏着鼻子唱歌。我觉得袁教授也许是为了过审查关而刻意磨削锋芒，他其实根本不赞成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是什么“反帝反封建”，这个主题应该是反开放反改革。我认为，中国近代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开放反改革的历史。一部儒学，其宗旨便是坚持守旧反对创新，直至今日那些“新儒家”，研究来研究去也不

4、过是如何创守旧之新而已。这些“新儒家”连李鸿章也不如。李鸿章至少敢于对西太后直言：“若旧学能救中国，中国之富强久矣，又何待今日？”历史是连续的，但为了便于认识和理解，人们总是要寻找其中典型事件，以区别历史的转折与阶段。“近代史”是个西方传进来的概念，在英文中即modernhistory或historyofmoderntimes，日本人曾将其译为“近世”，已经扩张了它的时段意义而淡化了它的品质意义。这个品质要点在于不断弃旧图新，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变革的历史进程，无此变革不能算近代史，比如亚马逊雨林中的原始群

5、落，他们根本不存在什么近代史，甚至可以说没有历史，尽管他们同人类其他群体一样，一直繁衍到现在。1979年版《辞海》干脆定义“近代”为“历史学上通常指资本主义时代（主要用于欧洲）。”“近代”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惟一的转折点，也即《共产...党宣言》所定义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

6、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得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因此它是引发一系列对于历史认知产生重大影响和争论的概念。西方近代史普遍认同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起点，因为这次革命打破了王权至上的政治格局，形成民族国家，施行民主政治，促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世界达成共识的近代史五件大事：1640年英国革命；1774年美国独立；1793年法国大革命；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1869年日本明治维新。它们构成了世界近代史的框架，完全是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与中国无关。那么，所谓中国的近代史，依我

7、的理解，根本不成为近代史，而是抗拒近代化进程的历史。毛式说法，它不是资本主义的入侵史，而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历史。他的这个论点已经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了。为了区别，我把近代中国的历史称为近代历史，而不是近代史。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就是马克思先生在《鸦片贸易史》中说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

8、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先生还在《欧洲革命与中国革命》评述中国近代历史的真谛：“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关系”，“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