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版学的核心与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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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论出版学的核心与边界李频（北京出版产业与文化研究基地）摘要：出版活动是出版学研究对象，出版制度结构是出版学研究核心。后者是出版领域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总和，是以出版企业—政府为核心，在政府和出版企业之间展开的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的规约关系，具有整体性、转换性、自身调整性特征。出版学科领域存在着重编辑学轻出版学研究的偏向。新世纪出版学的发展需要揭示导致出版学边界模糊的路径。从学科内在结构关系着眼，传播学是出版学的上位学科；从学科发展历史着眼，新闻学是出版学的先行学科；从学科开拓程度和目前现实认知水平，可以认同一些专家提出

2、的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平行交叉学科。关键词：出版学；出版制度结构；学科边界；编辑学；传播学一、问题及理论背景本文提议重新思考并建设出版学基于一个假定：我们是否处于与当年出版学开创者们类似的关键性转型期？有专家考证，出版学称名于1933年，文献学家杨家骆在其所编《图书年鉴》中第一次提出“出版学”。对出版学的积极呼吁和较为自觉的理论探讨则在改革开放之后。如果明确中国出版改革30年作为自洽的出版学科范畴，如果建立出版学作为知识论与出版改革作为制度变迁两者之间的联系，并正视而不是回避其中的内在紧张，则不难发现出版学的“试错”形态及对中国出版改革30年进程的

3、一定影响：出版学学科建设滞后不是推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出版改革的整体进程和发展水平。其象征形式是北京印刷学院校名悖论。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要加速建设北京印[1]39刷学院，在以后条件具备时，可改为出版学院。”这一文件是“建国以来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由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做出的出版决定，有着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和政策性，是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历经30年建设，北京印刷学院条件一直不具备，成为中国高教史上更名写入党中央决定而即使历经全国性高校更名风潮也没有执行决定的惟一

4、高校，成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历经近30年却没有完成的两件2具体事情之一。这样，北京印刷学院建院30年（办学50年）的实践形成了一个悖论：要么中共中央、国务院1983年建议更名的决定是错误的，北京印刷学院不更名的发展路线正确，要么北京印刷学院违背中央决定错了，中央决定正确。本文主旨在讨论出版学，无意探究行政指令、“高校大跃进”为何在这里相继失灵。指出这一悖论的逻辑起点是：由北京印刷学院与国家出版局—新闻出版署的管制关系，而认同它与出版学科发展的进程安排、学科建设水平存在内在关联性。将北京印刷学院没有遵中央政府决定更名事件视如出版学发展滞后

5、的重要表征，提请关注、讨论其对中国出版改革的影响。这一逻辑起点有两个方面涵义：第一，中央政府决定北京印刷学院更名基于出版行业在人才、理论等方面的系统要求，首先表现为对出版人才的渴求。出版系统一直力求在本系统内解决出版专业人才匮乏问题。建国之初，出版总署办了出版学校。1958年，文化部直属的北京文化学院建有出版系、印刷系等，但可惜的是该校于1961年解散。改革开放之初，编辑出版队伍青黄不接，严重制约出版业发展，为突破瓶颈，有关部门多次积极商讨解决之道。1981年1月13日，国家出版局和中宣部出版局邀请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24位出版部门负责人座谈。袁

6、亮会后起草了《当前出版管理工作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其中说：“把正[2]468在筹建中的印刷学院办成出版学院，培养编辑人才”。为了“提高现有编辑的水平，需要办一个出版学院，或者把正在筹建中的印刷学院改为出版学院，增加一些专业，以适应这[2]316个需要”。第二，决定北京印刷学院更名反映了中央政府将出版学科纳入制度化建设的意图，这是对出版制度绩效的期盼。1979年的“长沙会议”是新中国出版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会议。其主旨报道就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希望出版《出版概论》、《出版史》、《编[3]辑学》等基本读物，引导同志们把编辑出版工作当

7、作一门科学进行研究”，这表明新时期中国出版初始制度安排与出版学呼吁、兴起同时进行。其对出版学的呼唤就是对出版制度绩效的期盼：“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是由对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社会科学知识可能会经由现存的制度或通过促进新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的发展和创新而导致更为[4]352[4]352有效的制度绩效。”科学知识的进步已为制度创新的效率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基于社会科学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绩效的关系，有学者进而追寻制度失效的原因：“政府在建立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方面导致失败的原因很多，例如：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集团利益冲突[4]374以及社会

8、科学知识的限制等等。”北京印刷学院校名悖论还折射了出版政府代理人群体行为矛盾：一方面积极呼吁提议将出版学列入国家学科目录，以推动出版学学科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