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火葬何以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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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宋火葬何以蔚然成风我国传统时代，普遍实行土葬。但两宋火葬蔚然成风，是我国历史上火葬最为盛行的时期，并延续至元代。当时的火葬率因地而异，据估计，在10％－30％之间。[1]可是时至今日，我国的土葬率仍高达70％。[2]以上两个数据如果可信，那么现在全国各地的平均火葬率，只不过与宋代火葬最盛行的地方相等。两宋盛行火葬，向来引人注目。清初学者顾炎武《日知录》卷15《火葬》指出：自宋以来，此风日盛。此后迭经研究者们考察，如今两宋火葬的流行状况以至来龙去脉，已经比较清楚。问题在于：何以蔚然成风？通常的答案是：一半由于信佛

2、，一半由于贫困，[3]外加朝廷禁止不力。我们的看法与此不尽相同，现敷衍成文，就教于同道。因情况毕竟有别，下面仅就两宋管辖的汉族居住区而言，不涉及辽、西夏、金统治区与宋辖少数民族居住区。一、并非由于信佛   人们把宋代的火葬习俗与信仰佛教密不可分地联系起来，其主要理由有以下三个。这些理由虽非向壁虚造，毕竟值得推敲。理由之一：火葬往往由寺院主办。这类事例的确不少，如绍兴十八年(1148)，鉴于广州各寺院存放着大量遗骸，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王承可“令诸刹，凡寄殡，悉出焚。”[4]乾道八年(1172)，荆湖北路监司令鄂州(

3、治今湖北武昌)胜缘寺僧人，将无主遗骸集中起来，“一切火化，投余骨于江，其数不可胜数。”[5]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的化人亭即火葬场设在城外西南隅的齐升院、通济寺。[6]于是，当时有人“乃以焚人为佛法”，甚至干脆将火葬称为“僧道火化”。[7]火化之后，寺院代为死者亲属保存骨灰并收取费用。如河东路的情况是：非士大夫之家，中民以下，亲戚丧亡，即焚其尸，纳之缸中，寄放僧寺。[8]两浙路不少寺院内设撒骨池，“凿方尺之池，积涔蹄之水，以浸枯骨。”[9]寺院开展这一有益社会、方便群众的业务，理当收取一定费用。某些反对火葬的士大

4、夫对此横加指责：14/14寺僧焚人之亲，以网人之利。[10]这完全是出于偏见。首先应当指出，称火葬为“僧道火化”不妥，世人火葬与僧人自焚不能混为一谈。[11]南宋末年人黄震指出：闻佛之说，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耶？烈焰以为火耶?自焚耶？子孙焚之耶？[12]尽管其出发点是反对火葬。其次值得注意，宋代寺院大有包办丧葬之势。北宋中期人郑獬因而叹息：今之举天下，凡为丧葬，一归之浮屠氏。不饭其徒，不诵其书，举天下诟笑之。[13]寺院既主办有益于社会的火葬，也参与不值得提倡的土葬。如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将流亡到临

5、安的“死亡者，委诸寺僧行收瘗，计数给赐度牒。”[14]绍兴年间，临安愍忠资福普向院“为诸军瘗所”，[15]即是一座土葬场。此外，诸如看风水、避丧煞之类，特别是做道场，往往都有僧人参与。不少家庭虽实行土葬，但“广集浮屠，大作佛事，甚者经旬逾月。”[16]朱熹《朱子家礼》卷4《丧礼》强调“不作佛事”，主要并不是指火葬，而是指土葬之后“饭僧设道场或作水陆大会，写经造像，修建塔庙”等等。如果一定要联系，岂止火葬，土葬与佛教也不无关联。理由之二：士大夫之家实行火葬是由于信佛。其主要依据是《马可波罗行纪》称：(杭州)人死焚其

6、尸。……富贵人死，一切亲属男女，皆衣粗服，随遗体赴焚尸之所。行时作乐，高声祷告偶像。[17]将偶像解释为佛像，八九不离十。但由此便得出凡信佛者皆火葬，那恐怕就未必了。   14/14其实，在士大夫当中，因信佛而火化者绝无仅有。在有关资料中，大致只有朱炎。他在宋真宗时，曾任节度判官，“学禅久之”，读《楞严经》，走火入魔，“后竟坐化”。[18]相反，虽信佛而土葬者比比皆是。当时尽管有“学道之人视形骸如粪土”这一说法，可是学道信佛的浦城(福建今县)士人周史卿便非土葬不可。他临死前，叮嘱家人：“切勿焚我！”[19]名公巨

7、卿如吕夷简、张方平、富弼、吕公著等“奉佛甚谨”，欧阳修、杜衍、王安石、冯京等“晚年好佛”，[20]但是他们死后一概实行土葬。绍兴年间曾官至参知政事的翟汝文，既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晚年数梦释迦佛，教工刻制，极华饰，崇奉之”；同时又是个火葬习俗的顽固抵制者、土葬制度的竭力推行者，“为郡必搜境内之在殡者，具费使复土。”[21]可见，信佛与土葬并无任何矛盾；反之，火葬与信佛也无必然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之家实行火葬，并非由于信佛，其具体原因常常在于“远路归葬”。贾同《禁焚死》称：“闾阎既以为俗，而渐染于士大夫之家，

8、亦多为之。或以守职徼远，葬于先祖之茔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22]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7《丧仪》指出：世人又有游宦没于远方，子孙火焚其柩，收烬归葬者。如熙宁初年，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州官“有母死者”，要归葬，怎么办？“惮于远致，以投烈火”，[23]只有火化，别无它法。难怪据南宋学者吕祖谦《少仪外传》卷下记载，当时有人这样提问：“旅官远方，贫不能致其柩，不焚之，何以致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