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教法理学教材类型改革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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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thesissubmittedtoXXXinpartialfulfillmentoftherequirementforthedegreeofMasterofEngineering法理学教材的类型及其改革　　(一)中国法理学教材的现状及其问题　　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中，法理学教材一直是一种奇特的“怪现象”。之所以“奇怪”，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教材知识面貌与现实研究情况的巨大反差;法理学教材往往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误以为法理学知识枯燥、空洞、无用、低级，远离生活、不着边际;然而在现实中，法理学者

2、们作出了很多鲜活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和深刻的法哲学反思，这些大都没有被法理学教材吸收;法理学教材并未完整、准确地展示法理学的真实面貌;并且，教材所传授的知识应当是权威的、经典的，其质量也应该是非常高的，但现实中，教材的质量却远不能令人满意，“在国内，教材已经被损到不能作为学术成果的地步”[1]。二，教材的高度保守性;中国法理学教材早已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知识结构体系，至此以后，就很难见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教材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也很少吸收进来，形成了教材与研究的隔离。三，法理学教材所解决的问题，是“法理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同时

3、也是困扰着整个法理学界的根本难题。教材要介绍某一学科的知识，必然要认清该学科的真实面目，才能提供知识。在此意义上，法理学教材触及到了法理学的根本。但是，当前学界对于教材的研究却非常薄弱，受到了普遍的忽视[2]――这种研究上的忽视，变相表明了对“法理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忽视。种种“怪现象”的产生，既有教材编写制度上的原因，又有对于法理学教材认识的原因。后一种原因最为关键：只有提高对于教材的认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理学教材当前的难题。...　　法理学教材触及到了“什么是法理学”这一根本。研究法理学教材，首先是为了全面

4、地、准确地学习法理学知识;但是，在当前的中国，研究法理学教材的意义并不限于此。中国的法理学研究呈现出一片“四分五裂”的多彩局面，“什么是法理学”还没有一个清晰、统一的具体答案;人们对于法理学的认识还模糊不清。这些现象导致的结果就是：法理学研究“漫无边际”，既不能有效回应中国当前严峻的现实法律问题，又无法加入国际法学理论的主流、为人类法学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通过对法理学教材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一窥法理学的完整面貌，明了法理学所关注的问题及其各种思维方式，为法理学研究奠定基础知识、并提供明确的向导。　　因此，法理学教材承担

5、着独特而重大的使命：以深入浅出的语言，为学习者提供本学科最权威、最重要、最全面的知识，清晰地勾画“法理学是什么”的整全图景。具体而言，首先，法理学教材需要向学习者展示整个法理学的面貌――这种全面的展示不一定面面俱到、深入到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但至少要介绍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并指引初学者沿着教材提示的路径深入学习;其次，教材的知识还应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合理性，为学习者提供正确的指引，以避免“误导”;最后，教材的语言应该深入浅出，尽可能以最易懂的语言、向初学者提供最高深的知识。总之，教材所介绍的知识内容，需要具有全面性、

6、权威性以及论述的深入浅出性。满足了这些特性的教材，也会跻身于法理学的经典著作之林：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奥斯汀的《法理学范围之限定》[3]，庞德的《法理学》[4]、劳埃德的《劳埃德法理学入门》[5](Lloyd’sIntroductionToJurisprudence)等等，就是如此。...　　中国大陆第一本法理学教材，一般认为是1981年陈守一、张宏生主编的《法学基础理论》。至此以后，中国法理学教材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至少已经有一百七十多个法理学教材版本问世[6]，包括了本科生教材、自学考试教材、法律硕士教材等等

7、，其中，绝大多数教材属于本科生教材。与此同时，教材的质量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以早期冠以《法学基础理论》之名的教材与目前新出版的一些教材进行对比，就会明显地发现以下主要变化：一，意识形态化的内容趋于消失;早期的教材，基本上充斥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法”的内容;如今，这些弥漫着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已经淡出了教材的知识体系。二，法理学体系结构不断完善;早期的法理学教材，结构元素只有法的起源和产生及其本质、法的历史类型、法的作用、法的制定和实施、法律关系和法律体系等等[7]，如今，法理学的结构已经大大完善，除了先前的

8、内容以外，法治、法律价值、法律技术与方法、法律与社会等等都被纳入法的结构中。三，教材所反映的关于法的研究越来越深，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也被吸纳进来。法律论证[8]、法律与全球化[9]、法律与和谐社会[10]等热点都纳入了教材范围。此外，一些学者还对法理学教材作出了改革，提出一种“一分为二”的教材形式，将法理学教材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上的教材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