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传统游记中嘉绒藏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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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洲传统游记中嘉绒藏区社会［摘要］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游历于藏区东缘嘉绒地区的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动植物学家和驻华领事官员络绎不绝于途，并且留下了不少考察观光型文字资料，较少为学界所知。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比较阅读，可以使我们获得不少相关区域的有价值的资料，加深我们对汉藏边缘嘉绒藏区经济、政治、风俗、语言、宗教与族群认同的了解。当然，在使用这些游记资料时，还需做比较阅读，避免单个游记在知识上的局限。［关键词］嘉绒藏区；欧洲传统游记；区域社会；维姆•范•斯本根(WimVanSpengen)中图分类号：

2、C9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5-0001-12作者简介：维姆•范•斯本根(WimVanSpengen),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地理系教授，主要从事藏区旅行地理和经典文献的研究；尼玛扎西(杨公卫)，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2012-2013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四川成都610041；彭文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UBC-IAR)特聘研究员、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资深访问学者，重庆400030尽管利用传统欧洲游记研究西藏在方法论方面

3、存在许多问题［1］,但我认为作为原始资料的旅游和考察报告的作用并没有充分体现。一般认为游记文献能够帮助我们再现历史上西藏的历史地理，尤其是可以再现那些极少为人所知的、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下生活的人们的情况［2］。事实上是,旅行者的经历是提供给我们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唯一资料来源。我们有着大量的用西方语言记录的关于西藏的游记，但是它们报道的内容和质量参差不齐，特别是关于西藏中部地区和一些边境区域的游记，这些游记在书架上蒙受尘灰、无人问津。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对描述西藏东部嘉绒地区的传统欧洲游记进行回顾，重点讨论其突

4、出的优点，发现它们对于理解西藏历史地理的重要价值②。一、涉及嘉绒藏区社会的欧洲游记述略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嘉绒地区（中国内陆将其称为金川地区）的正史吸引了汉学家对于清帝国边缘地区的关注［3,4］o过去不断出现的系列学术文章表明了这种学术兴趣。这些文章往往基于对汉藏文献的分析③。此外，我将回顾并讨论西方主要文献中涉及嘉绒或金川的游记与地理报告。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二十世纪初期，汉藏交界地带进行的一些游历，部分或大多集中于嘉绒地区。一些游历只是因为其它目的而涉及该地区，另一些游历则是因为多种原因而希望增强对该

5、地区的了解。我将对这些游历进行历时性的回顾，同时就它们的重要性和开展情况进行概述。据我所知，第一个在嘉绒地区游历的欧洲人是皮尔•大卫，19世纪法国传教士和动物学家［5］。1869年的整个夏天,大卫在穆坪收集动物标本。在随后的一年，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工作④。他的报告具有一定的价值，首次介绍了1860年底四川当局和穆坪地方头人间的紧张关系，也描述了当地农业的组织情况以及外地移民带来的压力。在这一时期，毁林开荒活动已经开始。1877年，吉尔上校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探险活动，他的活动直达四川北部的岷江流域。吉尔也许

6、是第一个在嘉绒东北部游历的欧洲人。他到达理番(和宝兴)，这一地区当时还是中国政治统治影响的边缘地区。他的报告和著名游记［6,7］无需赘述。需要在此说明的是吉尔的报告使我们首次了解到汉族移民进入“蛮子”地区的情况。另一次不太知名、但十分重要的深入嘉绒的旅行，由奥地利汉学家阿瑟•冯•罗斯肖恩(ArthurvonRosthorn)于1891年秋季进行。他从灌县出发，沿交通要道进入瓦寺和沃日土司辖地，走访了清军驻防的小金镇，通过松岗进入大金川地区，随后沿大金川河一段南下，寻访巴底和巴旺土司领地，到达清军驻防的最南

7、端丹巴，最后离开嘉绒，通过大宝山前往康定。这一次简短的游历报告被湮没在德语版的一份杂志中，几乎一直不为人所知⑤。文章的主要价值在于将汉文历史文献引入到地理游记中，首次介绍了嘉绒地区的微观地理概况。文章包含大量关于金川中部地区人文地理方面有价值的详细信息。另一位到达嘉绒北部地区的游历者是伊莎贝拉•伯德•毕肖普(IsabellaBird-Bishop)。她在其宏篇著述《长江流域及其它》［8］的后半部分，介绍了自己在梭磨一带的历险，当时梭磨是理番西面的土司领地。这片地区，当时并不为外界所知。伯德利用她丰富观察能

8、力,竭尽其能将该地区介绍给外部世界。她的细致观察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对梭磨地区作了详细的介绍；其次为1877年吉尔游历后对该地区变化情况以及外部移民不断迁入“蛮子”地区的后续报道；第三，首次呈现了该地区的精彩照片。法国在印度支那和中国云南地区的殖民等愿望，表现在1895年至1897年间法国里昂商会组织的在中国西南部的商务探险。在布雷尼尔(Brenier)所编的长篇探险报告中［9］,有关于商贸产品、商会组织、复杂的税收和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