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史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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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夏商周三代史官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博士生　　李福敏 中国文化的起源向来是从夏商周三代说起。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史上从传说走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三代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是从这一段时间开始的；国家在此阶段形成，整个中国历史时代的许多文物制度的基础也是在这个时代奠定的。而这一切都与中国古代史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上古三代时期，史官是政府中的重要官员，职掌天文、历法、记注，负责文书的撰写与档案及国家典籍的保管。同时，他们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始至终参与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创造，形成了中国文明的特色

2、及中国史官文化，并直接影响着其后的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一、夏商周三代史官的建置与史官的地位我国古代“史”即是史官。《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认为：“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设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意。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右从中，又者右手，手持簿书也。”江永以中为簿书，与今人所说的案卷同义。吴大澈《说文古籀补》从古字形上“史”像手持简形，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一文认为“中”为盛算之器，算与简册本为一物，因为史之所执，因此盛算之“中”为记事简册。他的结论是“中”是盛算之器，“史”持书之人

3、。这些都说明“史”是掌簿书、记事的人，所以，古代史官，就是最早的文书档案工作者，也是最早的知识分子。我国史官建置是很早的，传说在黄帝时就有史官。据《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唐代刘知几《史通·外篇·史官建置》说：“盖史官之建置其来尚矣，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这些论述说明史官的建置是很早的。至三代时，史官已有确证。夏代在考古学上虽然还是一个没有完全揭晓的迷，但二里头文化已经证实了夏代的存在。考古研究表明夏代已经是奴隶社会，国家已经形成，社会规模空前扩大，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活动空前复杂，于是文字、文书成为国家管理必不可少的工

4、具，史官成为必置的官职。据文献记载夏代已有了记事、掌管档案之官——太史令。而且在夏代的官吏中太史令是以谏桀无效而闻名于世的。《吕氏春秋·先识览》云：“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奔如商。”又《淮南子·汜论训》云：“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可知夏代已有太史令的设置，其职能不仅负责形成文书和保存档案文献而且还可以据典劝谏君主。可见其地位是由其职能决定的。商代的史官，据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列举的史官类官职有：尹、多尹、乍册、卜、多卜、工、多工、史、北史、卿史等。其中乍(作)册是主持册命的官员，卜为占卜的官员。“史、卿

5、史、御史似皆主祭祀之事。”①他们不仅负责文书的撰写与档案的保管，而且掌管占卜、祭祀等职责，是神职人员。在商代的神权政治中自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礼记·表记》载孔子讲到商周三代的思想意识时说：“夏道尊命，事鬼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商代的统治者标榜自己是神的化身，而且还与天上的最高神联系起来。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可见商人认为天或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因此一切大政均要向神请示。史官，即是神职人员，也就是沟通神人之间的媒介，他们负责占卜，又以占卜决策，形成文书，以指导政事。至周代，史官的建

6、置进一步完备，不仅周天子设有史官，而且各诸侯国也有史官。据《周官，礼记》记载周代的史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其中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见周代史官不仅担负着记录帝王言行的使命，而且，还执行起草王命及政府文书，发布文告，管理档案、典籍等重要任务。各诸侯国也都相应地设置了史官，见于文献记载的在鲁国、郑国有太史，齐国有太史、南史，楚国有左史，秦国、赵国有御史等。《左传·僖公七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左传·襄公二十年》：“各藏在诸侯之策。”这些都是由各国史官来记载的。凡是天子、

7、诸侯的国务活动史官必记录，可见史官主记政事，包括内政、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墨子·贵义》云：“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说明各国设置史官目的不仅要事载之于册，而且要传遗子孙，故政府典籍要严加保管，因而，各国非常重视史官的建置。尽管周代的“敬天保民”政治统治思想较商代有了进步，但并没有动摇史官在政府中的地位。《周礼》中所谓“内史掌王之八柄”(“八柄”，即天子驾驭下的八种手段即爵、禄、予、置、生、夺、废、诛)、“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六典”，即治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