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改成于教师败于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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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课改成于教师败于管理者——与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刘兼主任的对话 一、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更重要    记者：基础教育新课改已经两年多了，管理上突出的变化是什么呢？   刘兼：在管理方面，从实验区负责人到学校基层的管理者，都在思考：到底什么是一个好的、负责任的教育管理，如何为教师发展服务等。教育管理上产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有的实验区局长到一线听课，市委书记、市长到课堂去了解情况，比如海南省省委书记汪啸风谈课改，省人大副主任谈课改。这样的事情非常普遍。课程改革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界内，它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变革，只不是

2、在教育界内部首先发动。现在，关注儿童身心健康的发展，尊重孩子的个性，也就是关注人的生命发展的本质，在课改的课堂上已经初步形成了共识。   记者：课程改革带来了这么多可喜的变化，但恐怕并不一致，不均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课改面临最大的障碍在哪里？   刘兼：原来我们曾经提过一句话：“课程改革成在教师，败在教师”。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我非常明确地讲：成在教师肯定是，绝对要依靠教师，但败不在教师，败在管理者。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如何为课改创造良好的政策管理的环境，调整我们的政策，这是更重要的事。   记者：您提出“败于管理”，为什

3、么症结在管理？   刘兼：如果一个好的观念在小的范围内，它靠一种理想和一种追求就可以实现。但是一种好的思想和观点、好的措施，要在普遍范围实现，变为一种公众行为、集体行为的话，那么它一定要有政策的跟进。   江泽民同志在北师大一百年校庆时讲：要扫除一切不利于教育创新的制度性的障碍，体制性的障碍。我们几十年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基础教育教学管理办法，尤其是对书面考试成绩、对升学率的关注，已经是约定俗成、根深蒂固的东西。这些教育教学管理制度跟我们追求书本知识、追求读写算教学、追求班上的整个学习分数、追求学校的整个升学率等等，都

4、是相配套的。所有的进步和发展，所有的退步和问题都跟书面成绩，跟这个体制直接相关的，而这个体制又是跟我们东方文化直接配套的。   记者：您能否举例说明？   刘兼：有本杂志，封面上印上一篇文章的标题，当时我一看就买了这份杂志，这篇文章叫《全社会围剿素质教育》：每年的下半年九月份之后，你都会看到社会各界都在大张旗鼓地讲素质教育，但一般到了年底尤其到了第二年春季二三月份之后，都在普遍宣传如何做好复习迎考，包括学生的营养广告围绕如何帮助学生考试考出好成绩，心理学家、专家都在帮学生搞心理咨询，还有办辅导班的广告、买学习资料广告铺

5、天盖地。从地方教育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包括几百家出版社、几十万家文化企业都在以从中小学教辅读物中获取利润作为生存的基本条件。   记者：这是不是有点绝对化了？考试和素质教育应该并不矛盾。   刘兼：本质不应该矛盾，但是从我们的观察看是相矛盾的——我们到底是不是考学生重要的素质？当我们考试题更多的围绕书本知识做文章，围绕标准答案做文章，然后我们考试成绩又是围绕“以分数论英雄”的评价的话，这样的考试与素质教育就是相矛盾的。本来并不矛盾，素质教育追求什么我们就考什么，就不矛盾了。现在是素质教育追求什么你考试考不出来，比如创造

6、性、科学的方法、探究的能力你不考，你考的是技巧性的、死记硬背的东西。今年高考“满分作文”，到底从哪儿来的？有多少是作为自己原创的？有多少是背书背出来的？甚至出现“满分作文”原本就是某一作者写文章，然后稍微改了改抄过来。   记者：也许是工具性教育的悲哀。   刘兼：这样一种体制是几十年形成的政策框架。比如评价教师，你的班平均分92，我平均91，那对不起，你的奖励就比我高一等，我没什么可说的，谁让我的孩子考得不如你呢？当我们只用这种形式来判断教师的时候，新课程是无法执行的。所以新课程创造的理念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得到真正的大

7、面积推进。二、权力“失落”的反应有可能就是抵制   记者：在这个过程中，谁将遇到最大的挑战？   刘兼：是管理部门，是校长、实验区的管理者，尤其是地方管理者。   首先，有个地方“既得利益”问题。地方每年的收益，包括工资、奖金、创收，在原有体制下都是非常顺利。现在进入课程改革，教材多样化，教育教学原来是在当地说了算，现在可能就对不起，教研员可能说得就不对了，学校强调的是“以校为本”的教研制度，大学专业人员介入到教学一线，教研系统就会遇到挑战。   教材选用原先是局长说了算，现在是由“教师教材选用委员会”说了算，谁质量高

8、选谁，局长原有的权力就丧失了。这当然对管理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再有，强调民主、平等，必然强调多元化，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权力要分散，越来越不那么集中了。过去管理强调是拍板，现在强调服务；过去是校长决定教师的晋升，现在需要一种机制，民主、公开透明的机制。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原来高度集中的权力在逐渐分散，然后让大众更多地参与进来。所以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