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与法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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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谈对法治与人治的认识——法治必然取代人治[摘要]：在研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问题时，人们会进一步问，为什么一定要实行“法治”？“法治”有什么优越性？一般地说，“法治”的优越性是指它优于“人治”。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讲到，“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这些必要性是我国近20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正说明法治本身的优越性和价值，即法治代表理性、效率、文明、民主和秩序。[关键词]：法治、优越、人治、必然、取代法治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理念，一种治国方略，还是作为法学的一个基本范

2、畴，都可以说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内容。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把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提升为政治文明的范畴。这对于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深远的意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是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涉及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既包括宏观的，也包含微观的。 一、法治与人治的渊源。法治思想，源远流长。但源头究竟在何处，很难考证。作为一个封建统治历史悠久的国家，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

3、主法制传统比较少。有些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了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就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是人治的表现形式之一。所谓人治，最基本的特征是当权者的个人意志超乎社会之上，处理事务和管理社会生活，完全以个人的意志、愿望、能力、政治素养、知识水平、道德品质为转移。实现这样的统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很强的专横性。9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解决人治问题上采取了各种措施，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

4、完善，人治和人治思想依然有它的市场，人治是中国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经济现代化要求必须实行法治，彻底摒弃人治。法治是近代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近代西方的法治，推动了西方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自由竞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明确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责、权、利关系；必须实行商品的等价交换，保护企业之间的竞争；必须提高工作效率和商品信誉；必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经济、企业、社会……所有这些，都必须实行法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二、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法治是与人治对立的治国方略。

5、这种对立在古代和近代，其内容和表现形式都不尽相同。在古代中国，法治论强调把社会关系纳入法律的轨道，用带有权威性、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或严刑峻法治理社会。而人治论者强调“为政在人”，“法者，治之端也；九君子者，治之原也。”在古希腊，法治强调法律的理性及其一般指引作用，人治则强调圣贤的智慧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个别指引作用。近代以来，法治与人治的对立主要表现为民主与专制、主权在民和主权在君、法律至上与领袖个人意志至上之间的对立。20世纪中国法学界关于法治与人治的历次讨论，已在理论上明确了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国方略的界限不在于是否承认法律运行中人的因素，而在于：从主体上，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

6、治），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依据的是反映人民大众的法律，人治则依据领袖个人的意志；法治之法是政治的目的性所在，人治之法是政治在意志的工具。法治与人治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说，是“人依法”，还是“法依人”？人治与法治，并不是简单的领导制度的区别，而是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加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应当指出，我们至今对人治的危害、法治的意义的认识都还不够全面深刻，这也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三、从经济角度看，法治取代人治的必要性。经济分析法学认为，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在选择

7、一定的行为方式时都会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投入较少原则；第二，一举两得原则；第三，成功率较高原则。这一从常识中提升的理论告诉我们，人是天生的经济人，他选择什么、放弃什么，都会本能地进行一番成本与收益的盘算。那种完全超越现实功利、一味追求未来理想的行为在任何社会都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绝大多数人还是怎么方便、便宜就怎么来。9就说人治与法治吧，自然经济社会之所以流行人治、排斥法治，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感到人治比法治省钱、省力；商品（市场）经济社会之所以推崇法治、否定人治，是因为人们感到法治成本比人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