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与日本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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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日本文化与日本对外关系在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对日本有下列一些看法：美国学者鲁恩·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花与刀》一书中写道：“大和民族是世界上很奇异和独特的民族，他们既是顺和温良、彬彬有礼的，又是崇尚武力、坚韧不拔和具有爆发力的民族；他们一手捧着柔美秀丽的菊花，一手提着锋利的刀剑，总是神情紧张地耸立在地球之颠”。日本是一个讲究“序列”的社会，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花与刀》中还说过：“日本人是从等级的观点来看待国内问题的，他们也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国际问题”日本文化唆想象的国际秩序趋于一个等级系列，即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与之相符的位置。在“要么在我之上，要么在我之下的模式下，日本外交给人一种依附强权、缺乏道义的印象是很自然的。同最强大的国家结盟来达到战略目的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日俄战争时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颖果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当时最强大的德国结盟，战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又成了美国的“御上”。日本是一个不肯赎罪的民族，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犯，德国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前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有这些看法呢？这一讲我们从文化角度进行讨论。一、日本文化——东西方文化的混血儿（一）日本的岛国特征1．国土面积狭小。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仅37.8万平方公里，是一个狭长的弧形列岛。岛上崇山峻岭，除了森林、原野、湖泊、沼泽外，可供居住的土地面积仅为国土面积的21%。2．日本是一个多火山、地震的国家。全国大小火山有200多座，其中1/3是活火山，是全世界活火山的1/10。日本大部分地区在火山带内。经常有火山爆发。日本还处在“环太平洋断裂带”上，岛上遍布着许多断层线，地质构造极为复杂，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地震频繁。因此，破坏性的地震是极为平常的事情。据统计，日本每年的地震多达1000—26 10000次，有感地震也有1500次左右，平均每天4次，而且日本地震的震级也相当高。1923年9月东京及其外港横滨，由于大地震使得大部分地区毁于大火，并使13万居民丧生，受伤者10万，烧毁住房44万户。这次地震直接毁坏了日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枢，从而使这些部门一度完全瘫痪。由于江户（东京的旧称）经常受周期性的地震袭击，使得那一带流行着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认为每60年左右便会有强烈地震发生，1995年新年刚过，日本的阪神发生大地震，更加深了日本人的这一信念。3．日本的自然资源贫乏。除森林、硫磺、锌有一定储量外，其他绝大部分工业原料和燃料都依靠进口：石油99.9%、煤炭76%（1980年）、天然气的82%、铁矿石的98.4%、铅矿的78.6%、锌矿的62.4%、铜矿的91%、锡矿的98%都需要进口，铝、矾土和镍全部需要进口。日本的森林茂密，但是其木材自给率约为40%，60%要进口。粮食也不例外，虽然以单位面积的产量看，其水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其粮食自给率只有50%左右，另外50%需要进口。4．日本是一个民族构成比较单一的国家。全国人口大约1.2亿，居世界第七位，除了约2万阿伊努族人外，其余99%以上都是大和民族。如此单一的民族构成，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现代化大国中确实是非常罕见的。民族构成的单一性，在客观上加强了日本文化的同质性和作为一个单一大家庭的日本集体主义意识。日本不仅没有天然资源的恩赐，而且没有灿烂的文化根底，但是，日本人依靠其强悍的民族意识在自卑与自大的情愫中徘徊、挣扎，奋力前行。狭小的国土、匮乏的资源、频繁的灾害铸就了日本人对民族、国家的使命感。每一个日本人从小就牢牢树立了民族、国家的观念。在日本人看来自己似乎不是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是作为日本人、作为大和民族的一分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战争中军人的母亲鼓励儿子“为天皇而死”，敢死队、神风突击队员的视死如归，无不说明了这一点。在和平时代，这种例子也俯拾皆是。留学美国密执安大学的一位日本青年，仅仅因为没有获得优胜奖，就遥对富士山，纵身于太平洋的波涛汹涌之中，在世界马拉松比赛获的亚军后瘫倒在地的君原还硬撑着说：“能够发扬日本民族的传统，我感到高兴。”进入世界拳击比赛前八名的寿冈在出场前说：“26 如果我在这里失败了，将会给日本带来耻辱。”等等。日本人的这种民族情绪，同时也孕育了日本人的向外意识和掠夺性，以走出本土、扩张掠夺别国领土以弥补本国领土的狭小和资源的不足。日本人民族精神的形成，除了与其岛国特征有关外，还有其他原因吗？我们从日本文化角度来讨论一下。（二）中华文化——日本文化之源1．中国儒学在日本的传播。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同属“亚洲汉字文化圈”。现代日本文化的渊源可以说是中华文化，而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当然，中国的儒家文化传到日本以后，经过改造后接受的。据记载，公元377年，汉代书籍传到日本，第二年有一个叫王仁的人带了10卷《论语》和《千字文》1卷东渡日本，献给应神天皇作为皇子的读书课本，并被聘为教师。由此儒学开始传入日本。到公元6世纪中叶，儒家经典著作《礼》、《乐》、《书》、《孝经》等先后传到日本，中国儒家学说逐渐受到日本贵族的重视。公元604年，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对中国灿烂文化推崇备至的圣德太子，以儒学为中心，掺杂法家、道家、儒学思想，制定了全由中国儒家经典成语编成的政府施政方针十七条。到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元年），日本天皇为了巩固儒学，参考唐代制度，制定了大宝律令，《大宝律令》对儒学在国家教育中的地位、组织体制和教学内容都有明确规定。把儒学作为贵族子弟在大学的必修课程，并明确将《孝经》、《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列为大学的必读书目。奈良、平安时代，儒学更为昌隆，天皇敕封孔子为“文宣王”，命各地祀孔。政府诏令每户人家须藏有《孝经》l本，使儒学越出上层社会，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教化手段。2．中国儒学在日本的变异。以孔子为宗师的中国儒学，曾经给日本古代文以巨大影响。但是一种文化植入另一国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变异。日本儒学和中国儒学虽然是同源的，然而，日本人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和中国人的理解是不同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中国儒学以“仁”为核心，日本儒学以“忠”为核心；中国儒学传到日本之后，日本人开创了儒学“庶民化”和“通俗伦理化”的新阶段。比如对“勤勉”26 的理解，在中国儒学中主要是指做学问方面要刻苦钻研，正如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强调的那样，自古以来在中国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是一直受到蔑视的。两千年前孟子的这一“名言”直至今天仍为中国的老幼妇孺所熟知，从中也可以窥视中国轻视体力劳动的社会风气兴盛的文化根源。然而，与中国不同，日本的“勤勉”二字，已经不仅仅是指对学问的刻苦钻研，而是包括了重视一切劳动之意。与中国儒学贱商经济伦理观不同，日本儒学将中国儒学和西方经营之道结合起来，提出了追求利润、致力家业和“高产乃为善”的经济伦理观。中国：“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君子重义，小人重利”。3．中国和日本儒学中的“仁”与“忠”。关于这三个方面的变异，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第一个变异，即：中国儒学的核心是“仁”，日本儒学的核心是“忠”。“仁”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仁，亲也，从人二。”可见，“仁”在古代的含义是人字的重文，即“人人”二字合写。“人人”中的第一个“人”是动词，“人人”的现代义就是要以人之道对待人。孔子自己的解释，“仁”即“爱人”。孔子的道德一切都是从“仁”出发，仁道思想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在中国儒学中，“义”，“礼”，“乐”，“道”“德”等都是以“仁”为核心的。“义”，是儒学的基本范畴，是体现“仁”的方式。“礼”，是仁道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其主要内容就是密切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改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调整人们之间的政治关系，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乐”，与“礼”交相为用，“乐”可以融洽人的感情，启发诱导人的善良思想，敦厚民间道德教化，陶冶人的道德情操，以辅助“礼”的贯彻。“道”的含义虽然很多，有天道、道路、领导、世道等各种解释，但总的把“道”看作是人类应遵行的法则，是知仁、行仁和知义、行义的意思。“德”的观念，在于强调人的自觉的理性精神，在实践上表现为宽厚待人，关怀老幼等。当以“仁”为核心的儒学传入学传到日本后，日本民族立即对此进行了改造，即按日本的社会文化需求把“忠”作为日本儒学的核心。“忠”最早见于《论语》的《学而》篇和《子路》篇，指的是诚意待人，以诚相待。在中国儒学看来，“忠”是“爱人”的积极表现，是指自己良心的诚实真挚。在中国民间，“忠”的意识没有“孝”（体现家族、血缘关系）的意识浓厚，就连官方也很重视“孝”。可是，在日本“忠”26 的基本含义通常在于完全献身于主人，即为了效忠主人，可以完全牺牲自己。日本江户儒学的开山鼻祖林罗山的“忠孝合一”说，就认为若两者不可兼得，“舍孝取忠可也”。同样中国人把孔子的“以忠效主”解释为“仆人忠心待主，决不违背自己的良心”，日本人则理解为“仆人必须为主人献出自己的一切”。当效忠于主人与“孝”发生冲突时，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就会自觉地将个人良心绝对服从君主的命令。只有克服自己的道德心，服从君主命令的人才被称为忠臣，为了忠于自己的君主，日本人不惜献出自己的性命。而且，在日本，“忠”的概念还与“家”和“祖先”等家族主义的要素及天皇等国家主义的要素结合在一起，成为日本人普遍的伦理道德之一。4．儒学核心变异在日本的表现。第一，1882年天皇向日本武装人员颁布的军人敕谕。当时，明治政府制定了新的征兵法，武士阶级失去了种种特权，全体国民都被看作潜在的士兵，因此这种军人敕谕同时就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天皇敕谕。这个敕谕是按照儒家的思想写成的，其中特别强调了五种儒家品德：忠、礼、勇、信、俭，没有一句提到中国儒家最重要的美德“仁”。（中国：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第二，1890年（明治23年）日本政府颁布的《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明确提出要以儒家的道德教育为中心，对国民进行“秩序”、“献身”、“奉公”教育。第三，1904年—1945年先后四次国定教科书的改订。这四次国定教科书改订的方向和目的，按照文部省的说法是为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作内容的充实提高和依照忠孝伦理统一国民思想”。在国定第二次教科书教师用书中规定，“忠孝”应作如下说明：（1）在日本“忠孝一致不可分，对君尽忠即对父尽孝”；（2）日本“以家族制度为基础，举国构成一大家族，皇室为吾等国民之祖宗，忠孝一致实为吾国体之特色”。显然，通过灌输“国家是大家族”之观念达到培养对天皇及其对国家的忠诚心，就是明治末期形成的“家族国家观”。后来在“家族国家观”的基础上，“以忠孝一致”为纲的“国民道德”，更广泛地在民间流传、渗透，逐渐在日本民众的意识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三）西方文化为近代日本强大提供人文支持1．日本对西方文化的被动接受。26 1633年在经历了江户时代的鼎盛辉煌之后，日本人开始妄尊自大，这一年，日本德川幕颁布了第一份“锁国令”。从此日本进入了“闭关锁国时代”，时间长达200多年。由于受儒家思想有关“夷狄”思想的影响，当时的日本人一般称西洋各国为“夷狄”或“蛮人”，把他们看作是信奉邪教，不知人伦，尚未开化的落后民族，而予以蔑视。但同时日本也对野心勃勃，欲据日本列岛为己有的西方侵略者予以敌视。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当时日本的思想家们都持攮夷的观点，主张拒绝与西洋诸国交往。这样，日本在锁国政策的禁锢下，一方面几乎与世界市场隔绝，失去了与海外市场、国际资本的联系，极大地抑制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日本封建社会内部逐渐萌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长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无法接触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贫乏和对科学技术的无知，严重阻碍了日本民族的创造力和民族的进取精神，逐渐形成了一种目光短浅，盲目排外、狭隘的岛国本性，推迟了社会的进步，严重阻碍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在日本实施“锁国”的200多年的时间里，正是世界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飞跃发展的旺盛时期，17、18世纪，英国、法国先后实现世界历史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20年代，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有了高度发展，从而成功地推动了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开始了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国家的对外扩张和掠夺。1853年6月3日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位名叫修·卡尔伯莱斯·佩里的美国人，率领一支由4艘蒸汽船组成的舰队，突然闯进日本的咽喉要地----江户的贺浦港，要求日本缔结通商条约。当佩里的船队出现时，一直坐井观天的日本人被这些浓烟滚滚、炮口骇人的庞大怪物吓得口瞪目呆，日本人从未见过威风十足、口吐黑烟、涂着黑金的蒸汽船。他们手里的鸟铳和短剑简直太可怜了，佩里不听警告，强行登陆。就这样，佩里扣开了日本的大门。美国人的举动，刺激了对日本一直存有野心的俄国，俄国立即派军舰进逼长崎，威胁日本。俄国人的举动反过来又刺激了美国的佩里，他决心成为让日本开关的第一人。1854年1月16日，佩里带领7艘军舰，大炮250门，士兵1600多名，开进神奈川海面，再次进逼力日本国门。在佩里的枪口之下，1854年3月31日缔结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此后，英、俄、法闻风而动，迫使日本签订了一系列“友好”26 条约。日本面临馅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险境。面对欧美军舰大炮的威胁，日本人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不得不正视先进于古代东方文明的西方文明。为了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谋求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日本人开始认识到了解西方、研究西方以至吸收西方先进文明的必要性，于是西方文明开始受到重视。日本的思想家们开始由原来的“攮夷论”者转变为“开国论”者。当时著名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明确指出日本非常必要了解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他说：“方今之世，仅知和汉之学识已断然不行，绝难总括五大洲以适应大经济之发展。全世界之形势，哥伦布以穷理之力发现新世界，哥白尼发明地动之说，牛顿探明重力引力之理。三大发展以来，万般学术皆得其根基，毫无虚诞之情，悉成其实。故欧美各州面目逐改，以至有蒸汽船、电报之创制，实夺造化之工，可愕可怖！”因此，主张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日本近代物质文明。等等这些思想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2．全方位、多层次地引进西方文化。1871年10月和1872年1月，明治政府责成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政府使节团以及东京府知事田利公正为首的太政官左视视察团先后前往美国、欧洲，考察各国的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全方位、多层次地引进西方文化。在政治文化上，引进近代君主立宪政体、建立民主政体。1885年建立内阁制，1889年公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设国会。初步建立了类似欧美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政体的雏形。这些当时在亚洲是最先进的。在观念文化上，借鉴西方的人本主义和民主自由思想。设立洋学堂，派出留学生，大兴教育，西方的自由民权思想、功利主义、利润意识在日本开始传播。在社会结构、经济文化上，引进西方社会组织形态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西方先进文化的引进，为近代日本的强大提供了人文支持。高薪聘请欧美技师，开办民航工厂，兴修铁路，建立电讯局，购置、建造先进枪械和军舰，建立近代化军队。26 西方先进文化的引进，为近代日本的强大提供了人文支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19世纪末完成了轻工业革命。20世纪初完成了重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已经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日本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两个世纪才走完的路程。（四）从“脱亚入欧”到“归亚排欧”，又从“脱亚追美”到“脱美归亚”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日本文化的渊源是中华文化，但同时吸收了西方的文化。这对日本后来的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在亚欧之间摇摆：从“脱亚入欧”到“归亚排欧”，又从“脱亚追美”到“脱美归亚”。1．明治维新时期的“脱亚入欧”。日本同中国、朝鲜交往，只能落后于世界文明的进步；理之所存已不在中国，而转移到了欧美。因而主张日本必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开始同欧美交往，方可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明治维新时期，当时日本的思想家、应庆大学的创始人福泽渝明在他所写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把人类文明分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个阶段。他认为，欧洲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中国、日本还处于半开化阶段。他说：“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么，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因此，日本同中国、朝鲜交往，只能落后于世界文明的进步；理之所存已不在中国，而转移到了欧美。因而主张日本必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开始同欧美交往，方可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福泽渝明的思想为大多数思想家所接受，并成为明治新政府的主导思想。“脱亚入欧”使日本从落后国家变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2．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归亚排欧”。把欧洲势力从亚洲排挤出去，开始谋求在亚洲的霸主地位。日本的逐渐强大，刺激了日本人扩张的野心。1894年---1895年的甲午战争、189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伴随这两场战争的胜利完成日本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国力有所增强，于是，便力图把欧洲势力从亚洲排挤出去，开始谋求在亚洲的霸主地位。这就是所谓的“归亚排欧”。其结果是，日本在亚洲发动了长时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最后在1945年被打败。3．战后到70年代的“脱亚追美”。全面仿效美国，以美国为目标追赶西方现代文明。日本战败后，被美国单独占领，美国在政治、经济改造了日本。“26 大和民族优秀论”和“欧美民族劣等论”销声匿迹，日本人的观念开始发生逆转，对欧美的自卑感和危机感重新占据上风，国民心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脱亚意识再度轮回。不过这次“脱亚”是以“追美”为主，并且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全面仿效美国，以美国为目标追赶西方现代文明。进入80年代，日本确立了世界经济大国地位。一个叫长谷川庆的日本人写了一本《再见了亚洲》的书，说：“战后四十多年来日本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大国”，“是高耸于垃圾堆上的大厦”。4．80年代开始出现，90年代更甚的“脱美归亚”。减轻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向亚洲经济圈靠拢，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经济圈。随着日本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日本人的亚洲观又开始发生逆转。在80年代中期中曾根内阁提出要迈向“政治大国”的口号下，“日本民族优秀论”、“日本文化优秀论”等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太阳旗、天皇、靖国神社这些被打上“战争”、“侵略”印迹的东西，重新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加以强调。特别是一些日本现代青年，他们反对父辈造就的“西方模式”，不再以“美国化为荣”。1991年，一个名叫伊藤昌哉的政治评论家发表文章说，日本应该减轻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向亚洲经济圈靠拢，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经济圈，朝这个方向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有人提出，日本的未来不在美国，而在亚洲。二、日本的对外扩张之路（一）丰臣秀吉的“称霸东亚”之“蓝图”丰臣秀吉：建立一个包括朝鲜、中国、日本“三国为一”的封建大帝国16世纪以前的日本，四分五裂，藩王割据。16世纪50年代，一个名叫织田信长的日本人，欲“布武天下”，统一日本。丰臣秀吉，1536年生于日本尾张国中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22岁成为织田信长的奴仆，经过长期的征战，成为一名精于谋略、善于用兵的将领。丰田秀吉作为织田信长的部将，在征讨各藩王的战争中，屡建奇功，协助织田信长统一了大半个日本。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战国时代后期开辟全国统一道路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是织田信秀的次子，生于尾张国（现爱知县）那古野城，幼名吉法师，十三岁时行冠礼，取名三郎信长。26 织田信长所处的十六世纪中叶前后半个世纪，是以下犯上、臣犯君的下克上为主要特点的战国时代的重大转折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历史任务，是使日本由长期的封建割据局面重新走向统一，实现封建制度的重新改组。织田信长正是适应这种历史需要而成为日本重新走向统一事业的开创者。1582年，织田信长被其部将智光秀杀害，他的统一日本大业受到挫折，正在征战的的丰臣秀吉立即班师回朝，消灭了智光秀，在织田家族的惶惑中，迅速掌握了中央军政大权，尔后用了三年的时间统一了了日本，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又强逼天皇授权他“协助”天皇总揽朝政，执掌全国军政大权，成为全国实际上的统治者，日本天皇成了被他任意摆布的傀儡。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只是实现他狂妄野心的第一步，其野心是建立一个包括朝鲜、中国、日本“三国为一”的封建大帝国，以便称霸亚洲大陆。在织田信长被害前的1577年10月，丰臣秀吉就向织田信长献计说：“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以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为一，是臣之宿志也。”1578年丰臣秀吉又向织田信长表白说：“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织田信长死后，掌握日本军政大权的丰臣秀吉对外扩张的思想更加膨胀。他说：“在我有生之年，誓将明国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1590年丰臣秀吉派人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先锋，遭到朝鲜的拒绝，丰臣秀吉以此为借口，于1592年发兵30万侵略朝鲜。由于长年征战，日本军队作战经验丰富，只用20天的时间就占领了朝鲜首府京城。丰臣秀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叫嚣要在1594年将日本的首都迁往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这是日本武力狂蛇吞象的写照，从此，日本战争狂人企图制造历史的狂妄有了历史的开端。（二）佐藤信渊的“八纮一宇”和“日本中心论”“八纮一宇”：“宣皇道于世界，集八纮一宇。”“日本中心论”：“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若能以其根本为经纬，则世界均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仆。”正当丰臣秀吉做着定都北京的美梦的时候，中国大明政府应朝鲜的求援出兵朝鲜，中朝两军联手抗日，阻挡了日军得进攻。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因日军在朝一再失利郁闷而死，他的“奉天皇定都北京”的梦想终于破灭。虽然丰臣秀吉没有实现定都北京的梦想，但是他所规划的“征朝伐明”却侵略蓝图，却对日本后世的政治家、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他们所崇拜和继承。比如：26 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佐藤信渊为代表的经世学派主张日本应该跳出岛国界限，提出了雄飞海外的战略构想，把用武力“皇化”全球，主宰世界作为雄飞海外的战略目标。佐藤信渊不仅提出了使世界合一的战略目标，而且还详细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详细“密策”。在他所写的《宇内混同密策》一书中就提出了以侵略朝鲜和中国大陆为主攻方向，同时兼顾北攻俄罗斯、南攻琉球、中国台湾省、南洋和印度的主张。佐藤信渊狂热地鼓吹以皇国日本为中心，对外侵略扩张。他宣称“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若能以其根本为经纬，则世界均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仆。”他认为，日本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日本负有以日本为中心，统一世界的责任，扬言要“以神州之雄威，征蠢荒之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宣皇道于世界，集八纮一宇。”在《宇内混同密策》露骨地向天皇建议：“皇国欲开拓他国，必向从吞并中国开始”，而今最易攻取之地，“莫如中国的满洲”；一旦“将中国的纳入日本版图，其他如西亚、暹（xian）罗（泰国的旧称）、印度诸国”，必“慕我之德，畏我之威，叩首匍匐，甘为臣仆”。可见，佐藤信渊的目的就是要世界都合并成一个大民族、一个大国家，并由天皇统治。19世纪初叶佐藤信渊的“日本中心论”，进一步奠定了日本侵略扩张的理论基础，他具体提出的“先吞并中国”，尔后“开发他邦”，先取满洲，后分别占领北京、南京，再“徐图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战略蓝图，几乎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全盘接受。（三）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帝国对蒙满之积极根本政策》田中义一是一个恶迹昭彰的大陆扩张主义者。1927年，时任日本主战派军阀、陆军大将和首相的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一个以讨论中国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东方会议”，经过10多天的策划，最后田中义一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东方会议结束后，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的有关决议，拟定了《帝国对蒙满之积极根本政策》的奏章，于1927年7月25日上呈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田中奏折”主要内容有：第一，提出了一整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总战略，梦想征服亚洲。奏章中称：“26 将来欲制支那（中国），必以打倒中国势力为先决问题。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可被我征服，其他小如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也是我日本帝国存立上必要之事也。”奏章中还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战略方针：“满蒙如可真实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为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力为跳板，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富源而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田中奏折》还提出：“按照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皆已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作征服支那全土，则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服我而仰我鼻息云云之大业，尚未能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第二，确立了以中国东北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方针。为此，田中强调日本要尽力扩大在“满蒙”的权益，包括土地产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和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满蒙各部门设立日本顾问和教官，还要求日本设立拓殖省。第三，提出日本要以美苏为假想敌进行战略准备。田中认为，日本必须以铁与血才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而欲以铁与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备受中国以夷制夷之扇动而制我。”到那时，日本与美国的角逐将势不容辞。“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他同时还考虑到，“赤俄之东清铁路横于北满，对我欲造成新大陆之计划颇有阻害，我国最近之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四）从称霸亚洲的“大日本帝国”到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四等生”随着日本国力逐渐强大，从丰臣秀吉到田中义一所确立对外侵略理论和主张被付诸实践，日本开始了对弱小国家的侵略和扩张。到20世纪40年代，日本几乎成为不可一世的亚洲“主宰”。明治维新后，伴随着日本近代化的步伐，资源贫乏的狭长岛屿已经满足不了日本发展的需要，随着日本国力逐渐强大，从丰臣秀吉到田中义一所确立对外侵略理论和主张被付诸实践，日本开始了对弱小国家的侵略和扩张。从1874年侵略中国台湾开始，每隔5---10年，日本就大举对外用兵一次，在近代百年历史中，日本终于演变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一个最富侵略性的国家。出于征服朝鲜—满蒙---中国---亚洲---世界的战略意图和建立“大日本帝国”26 的美梦，从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对华侵略战争，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再到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缅甸以至澳洲的武装侵略和占领，日本不断地与中国、俄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以及亚洲诸多国家作战，并取得了一时的胜利，日本几乎成为不可一世的亚洲“主宰”。1945年，日本被彻底战败，在国际政治舞台中毫无地位可言，真正成了国际社会的“四等生”。然而，战争自有它自己的规律。1945年，中国军队以及盟军的军事行动加上美国投到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彻底毁灭了“大日本帝国”的美梦，日本终于为自己长期的侵略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尝到了战败国的苦果。战争不仅使日本经济与社会全面倒退，而且使日本的国际地位空前下降。日本是以战败国的身份进入20世纪下半叶的，战后，日本丧失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本土被美国炸的千疮百孔，而后又被美国军事占领。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不得不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唯美国马首是瞻，在国际政治舞台中毫无地位可言，真正成了国际社会的“四等生”。三、依托“经济大国”地位，实现“政治大国”战略（一）日本儒学中的“忠”、“序”、“和”与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的经济已是满目疮痍，国民财富的45%以上毁于战火，40%的城市建筑变成瓦砾，失业和半失业人数达到1300万，失掉家园和流离失所者超过3000万。若以战前1935年日本工矿业生产水平为100计算，1946年下降为28.3%，工业设备的90%被闲置，生产资料的生产仅为10%，消费资料的生产为30%，农产品生产为60%。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有的西方人士曾经预言，日本要“恢复元气，至少要70到100年”。但是，战后迅速变化的国际局势和日本政府确立的国家发展战略，使西方预言家的预言失灵了。198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平宪法”的制定、长期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日本政府制定的“贸易立国”、“科技立国”战略等是日本经济振兴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从文化层面上考察，那么，日本儒学中的“忠”、“序”、“和”思想无疑是日本经济迅速的重要发展因素。1．“忠”---个体群体关系中献身精神的体现。26 “忠”是日本儒学的核心内容，也是日本社会传统的绝对君权主义与集团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在日本历史上，忠诚，是武士获恩封赏的基础，为了向主人表白自己的忠心，不惜“剖开红心见忠心”，因此，日本武士可以不惜为主人卖命，具有十分狂热的献身精神。在武士道精神演化到现代，“忠”在现代日本社会中，则表现为个人对团体的尽心尽力。一个人属于哪一个集团是最重要的，至于他在集体中的地位则是次要的。因此，日本人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联在一起的。日本人把公司叫做“会社”，意思就是“大家赖以生存的集团”。一般日本人的心理是：集团是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处在这个命运体中，自己的一切都系于公司一身。职员从进公司的第一天起，不仅会得到德高望重的董事长“以企业为家”的谆谆教导，而且从上班的第一天起，就会完全处身于一种家庭的氛围中。老工人等在工厂门口，为每一位新职员擦净皮鞋上泥土。新职员将换上公司的制服、佩带公司的徽章、学唱公司的会歌、背诵公司的社训，所有这一切都提醒他，自己是公司的一员了。日本企业和集体的关系不同于西方“契约型”，而是带有家庭制度烙印的“归属型”。这就像一条富有人情味的纽带冲淡了劳资对立，强化了企业的向心力。个体并不完全被动地履行对群体的义务，个体一旦进入某个集团，就必须以“忠诚”、“尽职”为代价，换取集团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从而满足自尊和自我成就感的需要。因此，“职业责任感是日本文化中的一部分”。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忠诚是一个人最应该具备的品德。日本著名学者森岛通夫说过：“当雇员认为自己对公司表示了特殊的忠诚的时候，他就感到了工作上的满足，如果他超过了正常工作时间仍在工作，他就会得到更大的工作上的满足。”一个人具备了这样的精神，就能自觉地为维护他所在集体的利益而献身。如果一个民族具备了这种精神，就能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这种精神无疑助长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反过来，强烈的自尊和自豪，又会促进这种精神进一步发扬。2．“序”---等级秩序中协作精神的体现。“序”，强调“上下一体”和“一体中的序列”，群体中内部的个体必须保持相对稳定性，使群体不致因个体间的频繁变动而失去平衡。美国学者鲁恩·26 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花与刀》一书中写道：在日本，等级制一直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生活准则，……中国常常改朝换代，日本却一次也没发生过。上至天皇，下至贱民，日本封建时期极为明确的等级制在近代日本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痕迹。日本追求等级秩序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位置，才能适得其所。”日本人按照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相应行动，不愿破坏群体统一而受到制裁。个人的才能无论怎样超凡出众，也绝少逞一己之强，代整个群体或组织作出决定。所以在这个群体中，只有努力地与同伴们配合，尽力照顾别人的方便，尽力地配合别人工作，才能有自己的利益，而不能靠与同伴为难、拆同伴的台去争取自己的利益。所以，在“会社”中，上至社长，下至最下级的职员，确实做到了“上下一心”，大家都全心全意地为“会社”的发展尽自己的努力。同时，他们又随时注意在集团中通过日本特殊的“竞争”方式，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寻求有利于自我存在的最佳位置。日本企业普遍采用“终身雇佣制”和“资历工资制”，树立一种稳定的秩序以减少职工之间的竞争和妒嫉，减少“内耗”，并确保企业人才的稳定，强化成员对企业的认同感。而“年功序列制”则造成地位和工资上的微弱差异，刺激个体的竞争意识，从而“在集团内部产生了一种能力主义，集体成员之间在能力上展开激烈竞争”。这种个体的竞争，激发个体能量的释放，也相应提高了集团的整体能量，增强集团对外竞争力。3．“和”---团结合作的“大和”精神的体现。日本信奉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准则，其根源是儒家的“以和为贵”的思想。日本的祖先也许早就意识到了“和”的重要性，所以，把自己的民族叫做“大和民族”。早在604年，圣德太子就在宪法第一条规定：“日本社会应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一切社会文明交往的首要原则是‘和’，即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因此，团结合作的“大和”精神，融入到了每一个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深深地植入了日本人的心灵，成为日本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大和”精神，构成了日本民族精神的核心---集团意识。“大和”精神，把日本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组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营造成家庭式的组织。日本著名学者森田实说道：“企业主好比父亲，工会好比母亲，中层干部好比小舅子，职工则似能挣钱的儿子。”因此，在日本的企业内，“雇员之间，雇员与管理人员之间都渗透着一种可称之为亲属式的团结感”，26 “一种强烈的家长式的、家庭的、同事的气氛弥漫于公司之中”。一旦个人欲望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能毫不犹豫地服从集体的安排。集体不仅是他们生活的依赖，而且是感情的寄托。国家作为一种更高级的群体和组织，同样是这种和谐关系的延伸。也就是说，在日本，企业公司像一个家庭，国家似一个大企业。政界、财界、学界之间好像是一种放大了的家庭模式中的亲密合作关系，大家朝着一个目标前进。明治维新时时期，这种精神表现在为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摆脱落后挨打局面；战后则表现在重振大业，建立一个强大的日本。为了实现这些战略目标，为了国家利益可以暂时放弃集团之间的利益分歧，对外采取一致行动。1973年的石油危机对了日本打击很大，政府号召节约能源，国民予以积极配合，饭店和娱乐场所降低了空调效果。有的老板为了吸引顾客，把空调调得很适宜，结果顾客不但不领情，反而谴责老板不爱国。正是由于日本全国上下积极配合，团结一致，才使得整个日本爆发出了强大的能量，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奇迹”。（二）“政治大国”战略的提出及其措施。1．“政治大国”战略的提出战后的日本，曾在国际政治中丧失了政治权力，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被称为“政治小国”。这既是由于日本被战败而由战胜国强加给日本的结果，同时也是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根据日本的实力与其利益做出的自愿选择，即日本尽量避免参与国际政治事务，而一心一意地发展自己的经济。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科技实力的增强，到60年代末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70年代初期得到西方发达国家承认，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到80年代其经济规模又超过苏联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态势中，美国处于守势，为加强对抗苏联的实力，美国要求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加上在苏联加紧对外扩张的情况下，中国在外交上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以对付当时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为了构筑国际反霸“一条线”，中国也要求日本参加进来。正是在这种国内外背景下，日本开始在国际政治中谋求发挥积极作用，以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第三次远航”：1981年5月铃木善信访问美国时，就提出日本要进行“第三次远航”26 ，即在国际上要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作用。按照铃木善信的说法，日本的第一次远航，带来明治维新，使之成为世界列强之一；第二次远航，战败后的日本经济经过卧薪尝胆、复兴大业，完成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使命，跻身为世界经济大国；第三次远航则是实现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根本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以同日本的才能和能力最相称的方式，发挥和他的力量和地位相称的作用。”“战后政治总决算”：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作为总理大臣组成新政府，随即于1983年1月24日在国会发表的第一次施政演说中就正式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即对日本战后的国内国际政治进行总结，试图改变国民政治意识，去掉战败国的阴影，确立日本在国际上与其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1983年7月，中曾根康弘在其家乡群马县对选民发表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政治大国”的概念，声称“要在世界政治中提高日本的发言权，增加日本不仅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的政治大国意图表现为日本要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即试图在全球性问题上作出国际性贡献，提出了通过扩充政府开发援助、进行和平合作、强化国际文化交流等发挥国际作用的“国际合作”构想。2．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的措施。积极推进安理会改革，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修改宪法为重点，突破战败国的法律制约，并确立“有事法制”，为自卫队未来军事行动提供法律依据；“借船出海”，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从80年代初开始，日本就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日本自1992年PKO法案成立以来，参与了多起联合国维和行动。四、历史认识问题——日本发展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最大障碍“天照大神”天皇的战争罪责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就在日本加快实施“政治大国”战略的时候，日本国内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保守化、右倾化突显，否认侵略历史的逆流始终存在，加之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思潮的相对衰退，使人们对日本的政治大国图谋表示出担忧。其中最突出的是日本至今对其侵略所犯下的罪行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反省。而历史认识问题又与天皇的战争罪责问题直接相连。因此，我们需要结合日本文化中的“天皇”观来讨论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一）“天照大神”天皇与日本军国主义26 日本是一个不肯赎罪的民族，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犯，德国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前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2004年6月6日，在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大会上，施罗德说，德国对当年在诺曼底登陆打击纳粹的盟国士兵表示敬意。德国感谢盟国为德国走向民主所做的一切。德国向世人展示了“纪念自己失败”的勇气。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现在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又怎样？在日本的文化中，天皇不是人，而是神。在日本的传说中，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照大神是美丽的太阳女神，也是最高的统治神。她命令其孙子琼琼杵尊统治出生的地方。琼琼杵尊死后，彦火火出见尊接替了他的统治，率大军从九州出发，东征到本州的大和国，在那里即位，建国号秋津州。彦火火出见尊便是日本传说中的开国天皇---神武天皇。后来，传说神武天皇是在2600多年前，由神变人，受上天旨意来统治日本。后来的历代天皇都是他的子孙，是“现人神”，是日本的主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明治维新时期，天皇制国家主义又与军事独裁统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在近代祸害四方的日本军国主义。1882年，日本以天皇的名义颁布《军人敕谕》，第一次称军队为皇军，并把忠于天皇即国家作为军人的最高道德。1889年日本公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宪法规定天皇“天皇万世一系”，“神圣不可侵犯”。从而使天皇的地位、权利及皇国观念法律化。同时，在天皇制中，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由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辅助和执行，而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对政府是独立的；在有关军令的问题上，军方可以不经过总理大臣而直接奏请天皇批准，即所谓的“大本营上奏权”；由天皇任命的总理大臣及其内阁成员辞职时，陆海军大臣可以不辞职，如此等等，使日本军队逐渐独立于政府而享有种种特权。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极端专制的军国主义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皇军”可以以天皇的名义“合法”地发动战争，对他国进行侵略掠夺。（二）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26 正因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的，因此，天皇对侵略战争的态度及其承担何种战争罪责，就成为日本如何认识战争罪行的关键因素。那么，天皇是怎样看待战争的呢？从二战期间天皇颁布的两个诏书我们可以略知一二。《宣战诏书》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天皇发布《宣战诏书》说：“今不幸与美、英两国开启衅端，洵非得己者，岂朕之本志哉？前以中华民国政府不解帝国真意，妄自滋事，扰乱东亚之和平，终使帝国操执干戈，于兹已四年有余。……美、英两国支援残存之政权，助长东亚之祸乱，假和平之美名，逞称霸东洋之野心，进而勾结于国，于帝国之周围增强武备，向我挑战，更对帝国之和平通商横加阻挠，终于断绝经济关系，对帝国之生存予与重大威胁。……”《终战诏书》1945年8月15日，天皇下发《终战诏书》说：“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帝国所以向美英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虽海陆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非好转，居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残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存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布者也。”天皇在诏书中对“战败”一词只字未提，反而说“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以天皇诏书发动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被狡辩成是为了“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完全回避了他们的战争罪责。而且，战后单独占领日本的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天皇制依然保留下来。天皇的战争观成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战争观的基础，天皇没有承担战争责任也成为他们逃避战争罪责的借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日本在战争认识问题上存在的问题。1．关于战争史观（1）英美等国同罪史观。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很多。1998年8月18日日本的《朝日新闻》刊登了一名叫关田寅写的文章，其中写到“26 回溯往事，从历史角度考察，我认为这并不是日本单方面进行侵略的问题。以曾经统治过七大海的英国为代表，美国、法国、荷兰等欧美诸国都曾经侵略世界各地，肆意地进行掠夺、虐杀、破坏。虽然在公理上不能把胜利的一方等同于正义的一方，但通行的理论却是——无论做何坏事总是强者胜。……这次大战细想起来，难道英美不也应当承担应有的责任吗？”这种观点乍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实际混淆了二次世界大战同以前战争的性质的根本区别。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美等国侵略过许多国家，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加入和世界各地抵抗运动的发展，战争由初期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霸性质转变为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反侵略、反奴役的正义战争。但是很多日本人却在混淆视听：既然英美等国无罪，日本何罪之有?还有的日本人把侵略行为竟然说成一种简单的利益冲突，进而为日本侵略的野蛮行径寻找借口。一个名叫奥宫正武的人在1994年10月20日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太平洋战争的五个失策》，书中写道：“太平洋战争是我国当前的国家发展与周围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引起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样看来，发动战争的责任问题，虽有大小之差，但交战双方都应该承担的。按这种解释，当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称霸世界的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民族正当生存权）因日本的侵略行为发生冲突时，中国为了维护主权进行抵抗时，中国也应该为战争爆发承担责任。这简直是强盗逻辑。（2）自卫战争史观。日本在对外扩张的道路上，首先侵占了朝鲜，其次为中国的东北，然后是整个中国，进而为亚太。关于侵占朝鲜，日本的一个右翼团体——历史研究委员会编纂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谈到“大东亚战争的起因”时说日本为什么要吞并朝鲜：“一是为了东方的稳定和东方和平；二是为了日本的安全，即自卫。”吞并别国居然是为了和平与自卫。为什么要侵占中国？二战甲级战犯——重光葵在战后他写的一部回忆录——《昭和的动乱》中这样说到：“当时，日本人对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显得非常敏感。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当然耕地狭小，其他矿物资源也不足。甲午战争时期有三千万人口，其后三十年增加一倍达六千万，每年增加一百万。如何养育这样众多的人口，这是可以动摇日本国策根基地大问题。在不可能进行海外移民的情况下，日本积极开发朝鲜和台湾，更以在满洲的经济活动来不断解决这个问题。…………26 本来，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是因为中国方面极端的排日运动而爆发的。按照重光葵的理论来解释，日本侵占中国是为了解决日本的人口问题，是关系到岛国生存的大问题，是日本不得已采取的方法。把自己国家出现的问题当作干涉、侵略别国的理由，这种逻辑推理也只有日本人才能推断和理解。而当中华民族觉醒之后，要收回本属于自己的东北的主权时，日本人却将这视为排日风潮，九一八事变倒成了中国向日本挑起的事端了。为什么要侵占亚太地区？1994年4月日本首相羽田孜说：“当时日本之所以不得不拿起武器，是为了打破ABCD的包围网而战的。”ABCD即为美国、英国、中国、荷兰。ABCD包围网是1941年日本政府拼命使用的战争煽动语，意思是日本受到了ABCD的围杀。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当时的英国处于德国大兵压境的困境中，正全力抵抗德军，根本无暇东顾；荷兰已经被德国占领，名存实亡；中国大部分领土已经被日本占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被赶到重庆。只有美国具有对抗日本的实力。而当时的日本正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入侵东南亚和印度，大有横扫一切之势。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些日本人居然把ABCD四国说成是围杀日本的包围网，把侵略者打扮成可怜的受害者和迫不得已的自卫者。（3）解放战争史观。重光葵在他的《昭和的动乱》中这样说到：“日本的战争目的是世界东方的解放与复兴。日本没有其他野心，只要日本进行大东亚战争的目的实现，无论何时，日本都有终结战争的准备。”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难道是为了解放中国吗？日本奴役朝鲜几十年，难道是为了朝鲜的复兴吗？日本的一个右翼团体——历史研究委员会编纂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谈到“大东亚战争的起因”时说“日本向南方出击，确实导致了统治南方的结果。然而，统治的结果是东南亚全部独立。因此，如果那时日本不与美国开战，或许就没有此后东南亚的独立。日俄战争之际，日本曾经赶走了俄罗斯，这是日本的使命。而今，日本实现了促使整个东南亚独立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日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果没有大东亚战争，那么东南亚的国家或许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得不屈从于殖民统治。”2．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的教科书书稿由民间学者或教育工作者自由撰写，文部科学省大约每隔4年审定一次。有意出版发行者在组织编写之后，可以将教科书书稿提交政府审定。文部科学省内按小学、中学、高中和大学等和不同科目设有专门负责审定教科书的调查员。调查员经翻阅记录后，将结果上报教科书审议会审议。审议会通过商讨，最后以多数意见作为审定结果。审定结果分合格、需修改和不合格3种。初审定为“需修改”26 的教科书书稿，出版社在修改后可再次提交审议会审议。审议会根据修改过的内容作出合格与不合格的最终判断。教科书书稿一俟审定合格，文部科学省会给相关出版社发出“合格”通知书。各出版社均可拿着样本上市征订，然后按征订份数印刷。因此，社会上每一学科都有好几个版本的教科书，内容也因编撰者不同而各有侧重。学校使用哪一种教科书由校方决定。1982年6月以来共发生了四次历史教科书事件。最近一次是2005年初发生的。2001年4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历史教科书中的主要表述及修改内容　原文修改后近代亚洲史观日本（中略）对列强的武力威胁反应敏锐、转变国策开始学习西方文明。但是中国和朝鲜两国（中略）固守传统的中华思想、抱着看轻日本的姿态、没有和日本一样对列强的威胁采取积极的对策。也有意见认为日本（中略）对列强的武力威胁反应敏锐、转变国策开始学习西方文明。而中国和朝鲜两国（中略）面对列强的威胁没有采取充分的对策。日清战争（甲午海战）日清战争是走上欧美式近代立宪之路的日本与中华帝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删除日韩合并日韩合并作为稳定东亚局势的政策得到了欧美列强的支持。日韩合并对于保护日本的安全和满州的权益是必不可的，然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并不一定会带来利益。不过这一行动在实施时完全符合当时的国际关系准则。但是，韩国国内对于合并自然有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而且部分反对派还进行了激烈的抵抗。虽然韩国国内部分人也愿意接受合并，但还是发生了反对丧失民族独立的激烈抵抗，在此之后还发生了顽强的独立运动。日韩合并后，日本开始在被其殖民化的朝鲜进行旨在建设铁路和灌溉设施的土地调查工作。但是这项土地调查工作导致不少农民离开了世代耕作的土地，同时，由于推行日语教育等同化政策激起了朝鲜人对日本的反感。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曾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的攻克南京时杀害了20万以上的中国民众。但据当时的材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人口仅为20万，（中略）事件的疑点颇多，目前有关的争论还在继续。正因为是战争，所以即使杀害一定数量的人也不应归类为屠杀。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的日中战争中，在占领南京期间杀害了许多中国民众（南京事件）。针对该事件许多资料的疑点已经被提出，见解也各种各样、目前有关争论还在进行。亚洲独立26 日军在开战之后就将亚洲的解放作为战争的目的之一（中略），当然也有很多亚洲民众感到蒙受了欺骗。（中略）尽管如此，日本还是承认了欧美诸国几百年来都不予认可的缅甸、菲律宾、印度、越南、新加坡、老挝的独立。在大东亚共荣圈中强行实施日语教育和强行参拜神社使得当地人的反感增加。而且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也不时出现了日军强迫当地人从事残酷劳动的事件。（中略）日本军队向南方的推进还成为加速亚洲各国独立的契机之一。征用随着大东亚战争战况的恶化（中略）开始对中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进行勤劳动员、未婚女性则组成女子挺身队进入工厂劳动。另外，大学生和高等专科学校的征兵延期被取消，尽管他们心存留恋、但还是以祖国为重踏上了征程。（在同样内容的表述上增加了）征用和征兵等同样也在殖民地进行，强加给台湾和朝鲜的很多民众各种各样的牺牲和痛苦。（中略）在朝鲜和台湾强制推行对当地人进行同化的皇民政策，强制当地人采用日本式的姓名。战争史观战争是悲剧。但是战争难以分清善恶。不能说谁是正义、谁是非正义。国与国之间因为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且无法以政治手段解决，作为最终的解决手段就发生了战争。日本为什么与美国进行战争呢？（中略）还是读一读特攻队员的遗书和当时的回忆录再来想一想战争中人们的心态吧。可见，日本人要对学生进行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观教育。3．关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靖国神社原名“东京招魂社”，是专门祭祀阵亡将士的场所。为追悼明治维新前后内战中阵亡的将士而建，随着明知时代国家神道的建立和对外扩张的需要，1879年日本明治政府把东京招魂社改为靖国神社，以天皇的名义发布文告吧战死的军魂美化为“军神”，在靖国神社安置神位，进行定期的祭祀和参拜。于是靖国神社的地位日渐上升，成为日本核心神社之一。据统计，靖国神社内供奉着明治维新依赖日本在战争中死亡的250万官兵的灵牌。1978年，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作为“昭和殉难者”祭祀于靖国神社，远东军事法庭定罪并处决的1000多名乙级和丙级战犯，也被同样合祭其中。靖国神社的教义，源于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即通过祭祀来安抚冤魂，以免给后人带来灾难。但是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靖国神社由安魂变为表彰效忠天皇的所谓“忠节”。靖国神社称为专门祭祀对外战争中的死难者，以鼓励军人为对外战争卖命。靖国神社正门外两侧的碑上刻有浮雕，用来颂扬日本军人的勇武。其中一幅刻写着“上海事变爆发，昭和一月二十八日（1932年2月28日），我海军陆战队击败八十倍于我之敌人，发扬了武威。”26 可见，事实上靖国神社成为宣扬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场所，成为欺骗日本人民为“大日本的过”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卖命献身的工具。1951年吉田茂开始，日本各界首相几乎都到靖国神社参拜，但是直到70年代中期以前，都极力避开8月15日这一“战败日”，也未超出私人身份的范围。可是，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首相，加上几乎所有内阁大臣都在8月15日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1982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以总理大臣名义，前往靖国神社进行参拜和祭祀。而在1985年8月5日，日本首相在中曾根康弘带领18名内阁成员集体“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11月28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外交调查会和日本外交部要求外国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参拜靖国神社。作为执政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对全世界特别是曾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和人们的公开污辱。2001年13日东京时间下午四点半，日本小泉首相终于去到靖国神社，以“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的名义登记注册后，在靖国神社本殿行使了“一个礼节”的神道参拜仪式。2003年底，在小泉纯一郎参拜了靖国神社后，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决定将把参拜靖国神社作为党的一项制度来执行。4．战后德国对其侵略历史的认识第一，关于战争的性质。战后联邦德国不推卸德国发动战争的责任，从不掩盖侵略战争的性质。从1949年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到1990年德国统一时总理科尔，直到今天的总理施罗德，都明确承认历史遗留的责任。他们读此强调，只有正视历史责任，才有可能与幸存者和死难者的后代重归于好。第二，关于战争的罪行。德国队法西斯犯下的罪行具有深切和持久的负罪感。1949年10月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豪斯就纳粹杀害犹太人的罪行表示，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1951年9月，阿登纳说：“联邦政府以及绝大多数德国人民意识到纳粹时期所加予德国及其占领区的犹太人的无限苦难”，并说，绝大多数德国人憎恶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他们虽与这种罪行无涉，但“这种无法形容的罪行却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因而德国人民有责任作出道义和物质上的补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令人信服地与纳粹历史一刀两断”。26 1970年12月，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双膝跪地向殉难者请罪，更是表达了德国领导人对犹太人怀有的内心负疚感。战后德国出版的有关对犹太人大屠杀方面的书，七数量之多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以色列。1965年、1969年联邦德国两次修改刑法，延长杀人罪的时效，1980年第三次修改，取消杀人罪的时效。其目的就是为了永远追究纳粹犯罪，其结果就是逃亡国外、甚至隐姓埋名多年的纳粹分子不断伏法。第三，关于教育后代。德国认为教育后代同纳粹思想和行为决裂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是对德国人民和国家前途负责的表现。战后不久德国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非纳粹化运动”，认为历史问题是无法回避和洗刷的，上下都要一起接受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我们大家有罪与否，也无论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历史事实”。战后德国执政时间最长的科尔总理一再告诫人民：“回避自己的历史的人民是没有希望的人民。”他强调“把历史教训传给后一代，是我们德国人民从自己的历史中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提出“今后要不断地讨论为什么会发生那种暴行，为什么未能制止那种暴行的发生。如果我们停止这个讨论，那才是真正危险的”。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写道：“与德国人不同，日本人自1945年以来很少做出努力，使邻国减少他们的怨恨并通过不断加强合作来建立信任关系，以代替这种怨恨。许多日本人认为，特别是保守的自由民主党内的右派认为，广岛和长崎的摧毁，已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得失抵消和了结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60年代以来，东京政府开始努力填补自日本帝国主义以来存在于日本同其邻国之间特别深邃的鸿沟，但迄今收效甚微。这首先是由于日来显然缺乏认罪感……。由于岛屿的生活条件而产生了孤立问题，……日本没有能力表现出民族的悔恨感、悲痛感和可耻感。虽然有一些政治家意识到，日本在世界上首先是在邻国缺少朋友这个事实。他们很想有朋友，但不懂得如何去赢得朋友。他们以不理解的态度对待邻国的怀疑。……由于日本以为不对它的侵略和暴行表示遗憾就可以蒙混过关，又给它要在邻国中建立信任的努力增加了不必要的困难”。有一个中国作家说：一个不敢承认自己错误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是精神落后的民族。一个没有自我反省的主动性的虔诚地忏悔意识的民族，将会被全世界各国所警惕。它将很可能是一个在国际中没有真挚的朋友的国家！26 这样一个国家，要是成为政治大国，能否承担得起政治大国责任，确实让世人深感担忧。参考书目：1．《当代日本社会与文化》，武心波著，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2．《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尚会鹏、徐晨阳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3．《21世纪的日本：战略的贫困》，冯昭奎著，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4．《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梁云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5．《日本政治制度》,齐乃宽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5．《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日）井上清著宿久高等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6．《站在新世纪入口的日本》，吴寄南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7．《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高增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8．《走向21世纪的日本》，鲁杰王志强著，中原农民出版社1999年版。9．《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李寒梅等著，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10．《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毛荣生、俞纪东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11．《中华文化史》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