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中国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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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先生与赛先生的90年中国命运周为筠摘要：1919年1月15日，中国人迎来了两位陌生人：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来自西洋的先生成为中国启蒙运动最深入人心的形象，他们对未来中国带来的影响极其深远，几乎成了新文明理想的代名词。德先生和赛先生实际上就是demoevc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按照当时的语言习惯，根据原来英语发音起了个非常中国化的名词。两个充满人性化的启蒙先生便在90多年前的中国诞生了，他们在风雨如晦的暗夜里为国人点亮了耀眼的灯塔，照亮人们前行的目标和方向。　　最先为国人介绍这两位先生的是陈独秀，

2、他作为《新青年》的创始人，代表杂志慷慨激昂地宣誓，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新思潮的两大理想，是现代文明的两大目标。　　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们，确信这两位可爱的外国先生可以救中国。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深情召唤下，一些青年逐渐地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以至于突然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旧道德、旧文学的堡垒。不久寻求民族解放和富国之路的一次壮举———五四运动如浩然江河奔腾而出。　　德先生与赛先生　　《新青年》从创刊到1919年初时，逐渐像春雷初动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影响如日中天，以至于每期新刊一出版，在青年中就不胫而

3、走，大家争相传阅、一睹为快。　　为了吸引读者目光，夸张的笔法和过激的言词，这本是大众媒体惯用的伎俩，捻熟于报刊之道的陈独秀自然懂得。《新青年》一路狂飙突进，向来都是把话说得非常激烈，语不惊人死不休，以骂人之声鸣锣开道。例如陈独秀把纲常伦理骂得狗血喷头，把古文宗师一棒子打成“十八妖魔”。钱玄同则更是彻底，造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咒语。　　《新青年》有时故意将问题推向极致，话必说到十二分来警醒麻木的大众。逐渐这颗思想巨石在死寂的现实激起了涟漪，自然遭到守旧势力强烈的反对。比如黄侃曾戏谑胡适：胡先生你口口声声说要推

4、广白话文，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大名就不应叫“胡适”，而应改为“到哪里去”才对呀！前清遗老辜鸿铭对“改良”文学二字十分不满，讥之曰：“既良何改，难道要改良从娼？”在《新青年》的队伍里，德先生与赛先生并不孤单，因为除了陈独秀、胡适，还有鲁迅、李大钊、钱玄同等一时俊杰真心拥带他们，努力地为两位洋先生鼓吹。这些《新青年》同人都留过学，深受西方思想巨大影响，对民主、科学的建构依赖于自己的学理，这个学理依据有尼采主义、杜威实验主义、赫胥黎存疑论等西方理论。　　当然，《新青年》同人的思维方式基本仍是中国式的，他们个个旧学功底深

5、厚。要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从一出现在历史舞台那刻，就被灌输了近乎宗教信仰的理想主义色彩，《新青年》同人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又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处江湖之远，却怀庙堂之忧的精神。以传统士大夫思想之“格”民主与科学，以致于同人们把德先生、赛先生当成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工具。　　《新青年》高举德、赛两先生的旗帜，深挖造成中国两千多年缓慢甚至停滞发展的根源，在历史的记忆中翻箱倒柜，对封建专制、宗法制度、三纲五常、文言旧学予以毫不留情地批驳与痛斥，态度激烈如陈独秀、痛切如鲁迅、中立如蔡元培、温雅如胡适……他们批判的精神一直贯

6、彻始终，在科学与民主的坚守上一致不二。他们寄望于德先生与赛先生解决中国一切的问题，以至于这两位先生被人称之“德菩萨”与“赛菩萨”。　　两位先生的多舛命运　　《新青年》虽然祭起德先生、赛先生的两面大旗，可惜恰恰是这本杂志自身有些做法似乎少了两位先生的风度。　　比如《新青年》在1918年9月发表了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质疑当时流行文化大刊。态度刚愎、议论激昂，根本容不得他人辩论的余地。　　1918年3月《新青年》上，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模仿旧文人的口吻写信，历数白话文的种种可笑、

7、可鄙之处。而刘半农则以记者的身份，回信登在同期杂志上，用各种俏皮话把他挖苦一通。炮轰“王敬轩”这个虚拟的箭靶子之后，给当时思想文化界极大的震动，真的引来了双方拥趸者，其中最著名当属后来林纾的反对。但《新青年》却对反对者态度近于咒骂，缺少了赛先生的风度。　　《新青年》这种没有点赛先生的风度行为，引起了以维护固有文化为宗旨的《学衡》诸君不满，梅光迪指责“彼等不容纳他人，故上下古今，唯我独尊之概。其论学也，未尝平心静气，使反对者毕其词，又不问反对者所持之理由，即肆行谩骂，令人难堪。”[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

8、《学衡》2期，1922年2月。]这就是批评《新青年》不民主、科学的做派。　　五四后期，陈独秀的思想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先驱和民主旗手，终于与他曾经无限崇尚的德先生说拜拜了。他不仅仅告别了德先生，而且开始猛烈批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　　在1920年《新青年》第8卷1号上，陈独秀态度来了一个大转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阐述自由民主问题，并且批判西方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