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真的不善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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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窦娥真的不善良吗？《窦娥冤》是元代伟大的剧作家关汉卿的代表作，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的第三折是全剧矛盾冲突的高潮，它通过“窦娥被押赴刑场杀害的悲惨情景，揭露了元代吏治的腐败残酷，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歌颂了窦娥的善良心灵和反抗精神”。一直以来，“心灵善良”和“反抗精神”已经成为广大读者附着在窦娥身上的两处形象标识。然而，随着哲学解释学、接受美学以及其他社会思潮对文学批评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充实，窦娥身上似乎已存定论的“心灵善良”这一形象标识却遭到了质疑，红帆先生在《窦娥的另一种悲剧》（《杂文报》2003年6月17日)中认为“看来对于

2、她，善德，只是讲私德；公德，可能连如何写都不清楚。”其理由是，“窦女士对自己的家人的确是考虑周详，可对不认识的人却是那般冷酷无情。她怕婆婆伤心而避走别街，却在深信自己誓言必会实现的心态下发出累及无辜的毒愿。”无独有偶，笔者在课堂上也曾昕到学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一一“窦娥并不善良”。思而析之，窦娥所发誓愿的确不乏“恶毒”的成分。自身遭受冤屈固然可以申诉天下，昏官枉用律法固然应该受到惩处，但是，为了私我的个人权益而以整个楚州亢旱兰年为代价，罪而责众，罪而殃及无辜的贫苦百姓，这样的誓愿意义何在？恐怕只要稍作思考，就连发“愿”者本人

3、也不希望得到如此惨烈的结局。那么，我们是否仅仅由此就能推导出“窦娥并不善良”的结论呢？我以为，无论是站在文学的角度，还是站在人性的立场，这种说法都是一种误读。应该说，窦娥的善良是不容否定的，而如何看待她“善良”中的“恶毒”才是真正值得思考和探究的。窦娥发下三桩誓愿，一桩是血溅白练，一桩是六月飞雪，一桩是亢旱三年，三桩誓愿各各独立而又层层递进。第一桩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冤情立马可以显现，当然，这种显现只是她的一种本能式的主观愿望，而绝不可能由她主宰，她也不可能真正目睹誓愿的应验，其目的无非是要告诉世人，她的冤情是何等深重。第二桩

4、是为了昭示自己的清白，六月伏天，高温炎热，下雪显然有违情理，但是，这种极端的反常恰恰更能显示出窦娥的冤屈是何等真实，而雪是洁白的，用雪为载体无疑更能体现窦娥心性的高沽，同时，大雪还能将受刑后的尸体覆盖以避免暴尸荒野。至于第三桩誓愿，乍看就像长满尖刺的菠萝，公然裸露着某种不可饶恕的“恶毒”，但我们只要削去它狰狞的外壳，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观照，也许就能真正目睹其“善良”的内核。通常来说，戏剧作品往往担负着描摹现实、抒发感情和教化喻世等三方面的功能。首先，窦娥的悲惨遭遇无疑是对元代社会的真实反映和深刻揭露，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朝

5、廷的腐朽与黑暗，官吏的昏庸与邪恶，社会秩序的混乱，高利贷盘剥的残酷，而窦娥所发的第三桩誓愿正是这种现实的集中体现。与前两桩誓愿不同的是，楚州大旱三年的誓愿已经不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冤屈，而是将斗争的锋芒直指颠倒是非、鱼肉百姓的社会制度和贪赃枉法、草营人命的昏官污吏。试想，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百姓，他们养家活口、安身立命的一切希望不都寄托于朝延和官吏吗？然而，朝廷和官吏非但不遂民愿，反而淆乱黑白、横征暴敛、肆意盘剥、鱼肉乡里，人间已无正义，生命危在旦夕，窦娥该向谁求救、又能向谁求救呢？她只有发誓以祈求超人的力量来惩治作威作福

6、的恶人，赈救遭受涂炭的苍生。从这个意义而言，窦娥发暂的立足点绝不只是单一的自己，其意义也绝不仅限于单独的个体，而扩大为一个数量极众的群体，窦娥的呼声自然成为广大人民的呼声，窦娥的利益自然成为广大底层百姓的利益，如此，亢旱三年的誓愿也就彰显出它的积极意义，窦娥的死也就彰显出它的应有价值。其次，亢旱三年不仅是窦娥的心声，更是作者的心声，是作者主观情意的寄托与抒发。现实残酷，势必万马齐喑，民众软弱，自然惨遭蹂躏，“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侠肝义胆的关汉卿怀着满腔热忱，以戏作嘴，奔走呼喊，为民请命，但是，积重难返，常规的手段已经

7、难有功效，无奈之下，只得痛苦地使用灾难的方式来震慑并唤醒执政者，以期他们能够体恤民情、为民造福。再者，戏剧还通过灾难的应验来告诫世人要积善行德、崇美抑丑，从而实现其特有的“寓褒贬，别善恶，分是非，明爱憎”的喻世和教化功能。不仅如此，亢旱三年的誓愿还能够加强悲剧的艺术效果，让读者获得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剧中，“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的唱词一语道破了窦娥冤案的社会根源，也表明了窦娥的悲剧已经由个人而扩大到整个社会。基于官吏压迫人民、贪赃枉法的污浊现实，作者凭借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设计了三桩誓愿显灵的超现实情节

8、，这种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非但不让观众感到荒谬怪诞，反倒通过窦娥这一美好形象的毁灭展示出悲剧主人公心灵深处最美好、最闪光的元素，从而激发观众更加深切同情其悲惨遭际，深切痛恨封建法制的腐朽乖谬和奸民恶吏的滔天罪行。鲁迅先生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由于“人生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