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道统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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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愈的道统哲学思想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也是一个对宋明理学有着重大影响的哲学家。韩愈年幼时生活在新禅学学说浓厚的环境中，深受其影响，韩愈为了抵御、压倒佛道两派，继承和发展了前贤的人性论学说，提出了自己的性三品论并建立自己的一套‘道统’理论体系。一、以仁义为核心内容的道统传承谱系韩愈道统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原道》一文中，“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

2、之也，天下之公言也。”他的道统思想是以仁义为核心内容的，脱离了仁义而宣扬的道和德则是小人之德，“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韩愈的思想继承了孔孟等先秦儒学家的“仁义”思想，他指出，儒家的仁义思想是天下大爱，是合乎理义的行动，区别于其他学派所讲的仁义之说。韩愈的道统论区别于前人所创道统思想之处，关键在于韩愈提出了完整的道统传承谱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因此，从韩愈的说辞，我们不难看出，道统思

3、想起之远古圣神，传之于孔孟，孔孟之后再无真正意义上的儒学家继承孔孟的道统思想，直到韩愈的出现。韩愈的道统论时以仁义为核心内容的道统传承谱系，继承孔孟的儒家思想，在中唐统治者信佛、尊佛、崇佛的环境中，志于宣传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同时用儒家思想指导自身的行为，这是韩愈穷其一生所做的事。二、批佛排佛，传扬儒家思想韩愈尊崇道统学说，宣扬儒家思想，在现实和行动中积极地排佛、批佛。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唐宪宗从凤翔迎接佛骨到京师，京师之内上至王公贵族，下达黎民百姓、僧尼信徒，奔走相告，一时出现

4、了万人空巷的景象。韩愈对这一社会现象非常的反感，向朝廷敬呈《论佛骨表》一文，这该文中指出了国家大肆佞佛的危害，这一行为也同样触怒了对佛教具有高涨热情的宪宗，韩愈至此被贬为潮州刺史。在《论佛骨表》一文中，韩愈列举事实，指出了佛教未入中原之前，中原的统治者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自佛教传入以后，汉明帝崇信佛教，“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指出了佛教祸国殃民的证据。韩愈在当时全国上下自王公贵族至黎民百姓大肆佞佛的社会状况

5、之下，大胆直谏，斥责佛教兴盛，修理佛堂，导致增加赋税，劳民伤财，致使百姓“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这种情况之下，必然出现全国信佛而不能安居乐业，最后导致国家衰亡的现象。因此，韩愈在本身前景光明的情况下，不畏权威，从百姓出发，以造福和唤醒万民为己任，大胆上呈《论佛骨表》一文，乞求统治者能够弃佛教，从政业，造福天下苍生。三、韩愈的“性情三品论”人性由“性”、“情”两方面组成，这是韩愈“性情三品说”的前提基础。这样的思想在董仲舒、荀悦的人性论中也

6、有论述。董仲舒认为“性”“情”均为先天生成，他将五行阴阳纳入其人性论之中，又把两者定义为阴阳对应的关系。认为性的本质是善，情的本质是恶，根据情的不同，人性可以分三类：情少的圣人之性；有情的中民之性；情多的斗俏之性。同时董仲舒认为心能够控制情，只有教化，才能使中性之民为善；荀悦认为“形神为性”“善恶多少非情也”，只承认先天命运的不同，而认为善恶是由性情的后天环境决定的。韩愈的“性情三品”之说，是对孟子心性论和两汉三品说的总结和创新，他直接继承董仲舒的“性”“情”两分法，赋予了二者新的概念：“性”为先

7、天所有，它所展现的品级有上中下三品，构成“性”的要素有仁、礼、信、义、智；“情”为后天生成，情也有上中下三品，由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感情组成。由此可以看出，韩愈的三品说的结果和董仲舒的三品说是一样的，两者都是调和了“性善”“性恶”“性混善浑恶”三种学说的矛盾和不足，将“性善”论，“性有善有恶”论及“性恶”论统一在“性三品”说之中。但在具体的内容及论述之中，两人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董仲舒看来“性”由“情”定，“性”善“情”恶，情多即性恶，情少即性善。“性”“情”均是先天注定，是善是恶，生而自

8、成，所以圣人之性因情很少而为善，斗魈之性由于情很多而为恶，这两种性是不能改变的，只有“中性之民”由于“情”的程度居中，因此不教化就为恶，教化就为善；而韩愈认为，“情”由“性”定，性品决定情品。“性”“情”无所谓善恶，“性”为天生，“情”为后天所成，这样就将董仲舒的“性”“情”对立的人性观转化为“性”“情”统一的人性观。韩愈主张儒学正统，他将“性”定义为“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这五者都是儒家的道德法则，这样人性就是由先天的道德决定，而其“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