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权力：国家法治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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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权力：国家法治的支点——《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评述刘练军【关键词】社会权力；国家法治；支点【全文】　　“中国法学要研究中国社会。要从重在‘国家与法’的研究转向‘社会与法’的研究。法产生于社会（生产与交换），要还归于社会……社会主体是法治的主体。要打破国家（政府）与社会一元化、统制全社会的格局，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并以社会权力来制约国家权力。”这是“白发青年”法学家郭道晖教授在1994年提出的“法学三愿”之一。自此公开倡导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以来，郭教授始终身先士卒、躬行实践，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论文。在2005年“郭道晖教授法学思想研讨会”上著名法学家李步云先生指出，郭道晖教

2、授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从法的视角上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的研究框架，并系统地论证了‘社会权力’的概念”，斯言诚哉。　　令人震撼的是，已届八十高龄的郭教授老骥伏枥、笔耕不辍，于2009年出版了二十六万余字的专著--《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对其最早提出的“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命题进行了系统性、理论化的缜密论证。毫无疑问，此书是中文世界里研究权力制约--一个无法回避、亟待化解的时代主题--的最新力作，而它是否为最好的著作不久必将被人感觉到。通读此书，笔者对郭教授阐发的权力制衡新路径深深感佩、由衷折服。于是，笔由心使，写下此拙评。后学不才，热诚期望郭老及学界同仁不吝赐教为幸。

3、　　一、社会权力：本源、主体及形态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感叹道：“世界是没有希望的，除非权力能被驯服。”罗素何以发出如此浩叹呢？历史学家阿克顿通过考察历史得出的结论或许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他说：“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鉴于这种源于历史经验之深刻、沉痛教训，控制权力天然地成为法律的重要功能和法学的终极关怀。准此，法学家不但要像德沃金(RonaldDworkin)那样“认真对待权利”，而且要像郭教授这样“认真对待权力”。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郭教授就开始把“权力”视为法学和法治的基本范畴，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1990年发表在《法学

4、研究》上的论文《试论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统一》等。笔者以为，郭教授对权力研究的重大贡献在于《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第三章对“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的总纲性阐述以及在接下来的第四－九章（即全书上篇“社会权力概论”）中对社会权力的系统性研究。　　权力与国家如影随形、不可分离，权力是国家的必备要素，甚至是最重要的构成要素，这是基本的生活经验和理论常识。但无独有偶的是，直面着国家取得并扩张权力，社会本身亦不甘落后，在为其自身的自由发展而谋求权力。如早在古希腊市民社会就与城邦国家比肩而行，且市民社会里的“公众法庭和公民大会实际上是城邦最高权力所寄托的地方”。换言之，在国家形成、其权力开始伸展至社

5、会各个角落的同时，社会自身也在为防御国家、保障自主而有意识地培育其自身的权力，从而使“国家－社会”由一体化向二元化转变。郭教授分析认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国家权力发生了三个层面的历史分化，即（1）国家权力由专制时代的一人（君主或独裁者）垄断渐变、分化至三权分立；（2）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家权力出现了明显的国际化趋向；（3）这是最重要的，国家权力社会化，它表现在“立法权的社会参与”、“行政权向社会的部分转移”和“司法权的社会性”三个层面。国家权力所发生的这三层历史分化，概括而言就是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对于权力的这种分化，郭教授以为，此乃“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权力人民性的进步”

6、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第43－5页）。　　历史地看，国家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现象其实是“权力的回归”，因为自始在主动或被动地趋向多元化和社会化的权力原本就是被国家这个“利维坦”合约或违约地占有乃至掠夺过去的。它的多元化和社会化趋势完全可看作是权力在朝其原初状态回归，从而使国家之中的社会亦能像其原初状态一样拥有捍卫其尊严和自由、保持其稳定与发展所必须的各种权力。权力重返产生它的社会家园、回归多元状态，乃是今日社会权力--“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自由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支配力”（第3－4页）--的本源，郭教授在本书中重点阐述的社会权力应该是这样形成并发展的。　　“人在本性

7、上是社会性的”，人需要社会甚至甚于需要国家。英国学者迈克尔·曼（MichaelMann）在分析人类五千年的历史经验后指出，人是社会性（social）动物而不是社会的（societal）动物，人类需要进入社会权力关系，社会本身就是由多重交叠和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权力网络构成的。这就经验地说明，社会权力是源于社会的本质需要，它同时亦为人的本质需要，人首先是社会的人，其次才是国家的人。所以，社会权力的本源不能理解为国家放权，而应解释为源自于社会的权力返回至社会本身。质言之，社会权力乃是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