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苦难辉煌有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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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苦难辉煌》有感----吴畏最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唐德刚先生主笔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本是金一南先生的著作《苦难辉煌》。一直以来，我对中国的近代史就很感兴趣，看过以后也会思考一些问题，但没有动笔写过，现在想想，这的确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感想一、历史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历时26个月，行程25000里，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当年发生的历史大事件还有，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西安事

2、变前，蒋介石数次来到西安，召见张学良、杨虎城，督促“剿共”计划。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到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进一步“剿共”的计划。张学良不赞成，并说东北军将士不同意继续“剿共”、打内战。他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大发雷霆，厉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后再度飞往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作为“剿共”6的临时行辕。蒋介石宣称：“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的阶段。”并威胁说，如果反对“剿共”的命令，就要严加处置。然后向张、杨摊牌，

3、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杨抉择。第一个方案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方案是：如不愿“剿共”，就由中央军去剿共，把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而这之前，1936年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在延安东北之川口与张学良进行了会面，这次延安之行，是张学良自己开飞机去的。90高龄的张少帅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说到他与周恩来见面的事，他说中国现代人物，他最佩服的就是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一句话就把他给刺透了，当天就答应了周恩来，去说服蒋介石。周恩来提了两个条件，一是把陕北留

4、给共产党，因为有后方家眷，二是不要把共产党给消灭。其余的一切服从中央，军队也可以交给中央改编。这次的见面后，中共中央在1936年6月20日发出《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向国民党正式提议：“立即停止你们与我们之间互相残杀的内战及一切仇杀的行为，并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驱逐华北、内蒙的日兵并收复东北失地。”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为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在确保中共对苏区、红军领导的前提下，可以放弃苏区、红军的6名称，并决定起草致国民党的信及关于对蒋政策的党内指示。1936年9月15日，中共

5、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这个决议改变了中共中央在“夺取宁夏战略计划”时提出的同东北军建立地区性国防政府，即西北国防政府的政策。从上面可以看出，蒋介石在逼张学良做选择，毛泽东、周恩来在按约定放低姿态。不过这些都不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蒋介石真正激怒张学良的是让张学良命令部队用机关枪去打游行示威的学生。张学良回忆说：“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了火会开枪打人的。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6、”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痛心的写下“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两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至此，你是否也会感受到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呢？感想二、乱世出英雄，世界伟人毛泽东。书中提到，越是危险境地越要扯轻松事，是毛泽东一贯的风格。1929年4月，脱离了井冈山的红四军在赣南立足未稳，前途未卜，毛泽东突然问陈毅、谭震林、江华：鱼在水中睡不睡觉啊？一下把众人问住了。当中共领导的革命正处于最低潮时，毛6泽东不仅要耐心开导鼓舞那些悲观失望者坚定信念，谆谆教诲他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充满信心地预见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

7、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的伟大，体现在他准确的预见性和卓越的大局观，因此使他领导的共产党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还在抗战之初，当毛泽东身边的许多高级领导和将领，急于求成，热衷于不惜血本打大仗时，他耐心阐述了“抗日战争急不得”的原因；当小鬼子刚被打垮，共产党内一些人还梦想着如何享清福，一些人正梦想着去委员长那里讨官做，更有一些人惧怕老蒋的800万军队，宁愿跪倒也不再与之较量时，他清醒地说明“解放战争慢不得”的道理。这一“急”、一“慢”的其中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