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息为体日新为道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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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息为体，日新为道”解读此句出自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哲学家、诗人和散文家刘禹锡的《问大钧赋》。一、刘禹锡其人刘禹锡(公元772-824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21岁时和柳宗元一同考中进士，后入朝当了监察御史。曾参与王叔文等人发起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的措施触犯了宦官藩镇的利益，革新流产。王叔文、柳宗元等被贬，刘禹锡在劫难逃，被贬赴广东连州，途中改谪往湖南朗州(今常德)当司马。后又再次被贬到广东连州任刺史。刘禹锡在政治上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坚持整肃官吏，主张“功利存乎人民”。身心受到重大打击的刘禹锡被贬连州后，他即深入民众，体察民情，勤廉守

2、政，力行教育，为发展连州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刘禹锡对连州的最大功绩和贡献，首当重教兴学、栽培州人，开创了连州重文兴教的传统。唐宋时期，广东科举场上盛誉“连州科第甲通省”。刘禹锡在从政之余笔耕不辍，有中唐“诗豪”之称。文学上与白居易齐名,堪称“四海齐名白与刘”。留下诗文800多篇，《陋室铭》、“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辞章脍炙人口。刘禹锡在哲学上坚持"物体形用"的朴素唯物主义和"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的朴素辩证法的观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刘禹锡继承了儒家积极入世的优良传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倡导积极

3、向上的人生观。他的“天人交相胜”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中国传统哲学，尤其道家哲学，普遍强调人对“天”和“命”6的顺从。儒家思想较为积极，比较强调人的能动性。特别是强调在服从天命的前提下，仍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领域。如孔子认为，死生富贵等是天命，无需我们去操心，顺从它们就是了；但仁义礼智是人所能够主宰的东西，所以“为仁由己”。通过区分天命与人为的不同领域，肯定了人的一定程度上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儒家思想深处那种积极向上精神的源头。后来荀子第一次提出“天人相分”的观点，而到唐代刘禹锡则进一步提出了“天人交相胜”之说。他认为，“天”与

4、“人”各有其“能”与“不能”。“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这里所说的“治万物”，包括改造自然（如适时节而耕作），也包括改造社会（道德法制等）。在化育万物的方面，天必定胜过人；而在治万物方面，则人胜过天。所以说“天人交相胜”。人之所以能够胜过天，关键在于人有意识。他认为，“天非务胜乎人”，而“人诚务胜乎天”。因为“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无私”即无意识。也就是说，天胜人是无意识的，而人胜天则是有意识地改变自然和社会。所以，人必胜乎天。正是上述哲学世界观，决定了刘禹锡即使身处贬谪之境，仍然能够写出“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这样

5、能够世世代代激励后人的词句。二、词解“不息”源自《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息”就是不停止、不休息，永远向前，战胜困难的意思。“自强不息”是儒家思想的标志性的符号。《易经》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大思潮——道家和儒家共同的思想来源。孔子晚年非常推崇《6易经》，精心修编和阐释这部经典。今存《周易》其实包含两部分，即《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前者可能是孔子修编过的更古老的经典，后者是战国到西汉时期学者们对《易经》思想和义理的阐释。《易传》主要反映了儒家的思想。上文“君子自强不息”说出自《易传》。“天”是宇宙本体，“健”是指宇宙本体生生不

6、息的运动强盛的行为。有智慧的君子，应当像天的运行一样，要孜孜不倦地、不停息地追求上进。“日新”出于《尚书·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说如果能够做到一日自新，达到一个新境界，就要始终如一，永远保持，做到每天新，天天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天天向上”、“创新是无止尽的”。两个词合起来，就是说：要不停地追求上进，要不断地革故鼎新。“体”和“道”两个词在这里不是最主要的词，而是用来强调“不息”和“日新”的修饰性的词。但是这两个词涉及中国古代文化中两对核心的范畴——“道”与“器”；“体”与“用”。由于这两对范畴太为人熟知、家喻户晓了（相比

7、之下，刘禹锡常常不为人知），所以有人质疑这里为什么将“体”和“道”相对，而非“道-器”，“体-用”相对。要知道，刘禹锡在这里并没有想深入阐发“道”和“器”、“体”和“用”的辩证关系，而是利用人们已经习惯了的重道轻器、重体轻用的思维定势，来突出“不息”和“日新”的重要性。但是，既然有人质疑，我们就要稍微展开一下那两对范畴。“道”和“器”是中国古代的一对哲学范畴。“道”是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道、器关系实即抽象规律与具体事物的关系，或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对范畴最早见于《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

8、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不仅区分了“有形”和“无形”的差别，更重要地是突出了“道”在“上”，而“器”在下。《老子》：“朴（道）散则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