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主义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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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国家”主义到“社会”主义自从资本主义在14-15世纪从封建庄园制的母腹中脱胎而出，直到20世纪，资本主义在使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同时，一直因为其血淋淋的资本原始积累而遭到广泛的下层贫困人民和具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的强烈控诉。直面资本主义的累累罪恶和残酷无情，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并提出对新的美好制度的向往。这些对资本主义原罪的控诉和对未来社会的描绘，早先主要体现在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康帕内拉（TommasoCampanella）、培根（FrancisBacon）等[1]16、

2、17世纪著名思想家的著作里，他们提出了“乌托邦”(Utopia)及其类似的理想蓝图。到了19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矛盾日益暴露明显，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显得更加深刻。以圣西门(SaintSimon)、傅立叶(CharlesFourier)和欧文(RobertO）——一种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的初步描述。19世纪中后期，在继承上述先进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恩的理论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经济逻辑出发，在清算资本主义罪恶的基础上，指出资本主义由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无

3、法解决的冲突”[3]——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根本矛盾，最终将使自己葬送，并诞生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二、从“社会大工厂”到“国家大公司”按照马恩的逻辑，由于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协调运转，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恰恰阻碍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别生产者有组织的生产和整个社会的无序生产，二是生产力不断扩大的趋势同广大人民有购买的需求距离越来越远。这种矛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以，要克服这种痼疾，就必须把“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

4、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将全体社会成员组织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用他们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如何进行生产，马恩等人并没有做出详细设计，他们只是根据资本不断积聚和集中、企业规模日益扩大的事实，提出了“社会大工厂”的设想。他们认为，当单个企业资本规模不断积累扩大，以至社会资本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或资本家公司手中时，无产阶级政权通过将其剥夺，就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将整个社会建成一个大工厂。在马恩理论的基础上，列宁又提出了具有一定独创性的社

5、会主义理论。他用国家这一政治组织代替了马恩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用“国家大公司”取代了“社会大工厂”。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4]。斯大林则在苏联的改革和建设中具体地实践了列宁的思想。斯大林通过苏联国内历次理论论争和国家政策，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有制+计划经济”的标准模式，并将其写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书认为，“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

6、社会中占优势的、起主导作用的所有制形式”，国有制体现出“最成熟、最彻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决定了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5]。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主义（statism）模式。这种模式被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模仿并几乎被这些国家的人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三、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概念从欧文时代开始，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以及列宁、斯大林的演绎，其内涵经过了一个演化的过程。我们必须考察，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或者理论内核是什么？如果不搞清楚这个基本问

7、题，要反思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成为一句空话。从莫尔到欧文等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东西，就是他们都极力控诉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罪恶和灾难。资本主义的罪恶主要又在于它通过各种铁血手段剥夺了广大的下层人民。例如，通过“圈地运动”将农民和自耕农驱逐出自己的土地，通过工厂流水线压榨产业工人的劳动果实。最根本的，就是资产阶级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剥削了工人阶级的劳动价值，好比地主阶级通过农业生产方式剥削了农民的劳动价值，而种植园主阶级通过庄园生产方式剥削了农奴的劳动价值。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罪恶

8、的描述，也是集中在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问题上。正是这种残酷的剥削，社会生产所创造的价值主要或者绝大部分地流入到资产阶级的腰包而不是工人的腰包里，造就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分化和对立。马恩认识到，这种剥削的产生是建基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层面，因此他们认为只有消灭这种制度才能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列宁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沿袭了马恩的思想，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