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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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建构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建构　摘要：高秀昌博士撰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在系统、全面、深入阐释评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刻思考，具有自觉重构与创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发散性地使我们揭明：研究中国哲学（史），需要、可以和能够运用并包容多种多样的方法、模式和视角，不同方法（范式）的创新、探索和建构，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多样性进展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多元开放；融贯创新　　中

2、图分类号：B261　第一，关于中学西范依然是治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范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认为，中学西范，即以西方哲学（史）为参照，运用西方哲学（史）的框架、体系、问题、概念、命题等，来诠解、梳理中国哲学史⑥，这是20世纪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主导范式。当我们从多元文化观出发，以平常的心态来看中学西范时，这一既具有学理根据又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的模式，仍然是我们治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模式及方法。⑦由此我们非常认同作者最后所表明的：中学西范、西学中范、以中释中、中西互释诸种方法可以并行不悖，但是不能够否认或者拒绝作为中国哲学研究基本

3、方式的中学西范。⑧这里我们觉得还意犹未尽，从理论上和实际中都表明，研治中国哲学（史）不是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方法并存并行，各种方法有高下优劣的分别，但如果某种方法哪怕是最优方法的一统天下，则是不正常的。相反地，各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并行不悖，平等处之，才是一种研治中国哲学（史）良好的方法（论）生态环境。　　第二，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应以人文主义方法为主导。作为专门的历史学科的哲学史属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存在着重大差异，这是持人文主义历史观的史学家、思想家所要着重强调

4、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在作出了这样的分析后阐明：在现代中国，尽管在哲学及哲学史的研究中，人文主义的方法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但仍有不少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加以注意。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哲学家、哲学史家试图借鉴西方的哲学解释学，总结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理论体系和范式，建构以汉语言文字为特征的当代中国经典诠释学。这种对人文主义方法的强调、提升，以及对科学主义方法的限制，合于哲学史的性质和特点，标志着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自觉，这也是今后中国哲学史研究所要坚持的方向。⑨申而论之，中国哲学史研究似乎亦应该具有多元的方

5、向，这样要更加有利于促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强化、深化和广泛性进展。中国哲学史研究应以人文主义方法为主导，这一观点本身即意味着在这一主导方向之外，还同时并存或容纳着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诸种不同的学术方向。科学主义方法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导范式，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及其深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仍然可以成为未来治中国哲学史的一种方向，并且这一方向还值得细化和再加分疏。就是说，就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这两种研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来说，或许是科学与人文亦可以并行不悖。　　第三，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充分运用逻辑分

6、析方法。诚然，中国传统哲学逻辑和知识论不够发达，逻辑分析薄弱，但是，要真正超越传统、走出传统，摆脱笼统、模糊的言说方式，恰恰需要运用现当代的逻辑分析方法，分析和梳理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判断和命题、思想和体系，这不仅可以逐步建构较为系统的中国哲学史知识体系，而且还可以为创立未来的新哲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主张：在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充分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在消化吸收西方理性主义精神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升中国哲学的逻辑及理性层次。⑩这里明确地阐明了充分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哲学

7、史及其学理依据。事实上也是如此。冯友兰在20世纪长达四分之三的时间在援引、改造和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创新树立了典范。金岳霖、张岱年等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在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均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就和理论成果。今后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能不进一步充分地发展运用逻辑分析方法。　　第四，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岱年先生和方克立教授所主张的具有开放性、主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不仅是一种文化理论，而且也是一种方法论。受张岱

8、年、方克立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启发，从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角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把综合创新诠释为：主要是指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各种方法加以遴选、综合以实现其功能互补。其主要依据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是区分为不同层次的，且每一种方法都有其长短。据此，可以对各种方法进行辩证的综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