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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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评议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曾经涌动起一股要求“教育独立”的思潮和运动，其标志是1922年蔡元培《教育独立议》、李石岑《教育独立建议》等方案的提出和当时南北各校师生的有关活动。尽管“教育独立”主张立意颇高，但在现实层面充其量体现为企望“教育经费独立”这一基本诉求。唯一的例外，是1928年前后一度试行的大学院及大学区制，那是一种力求在“法理上”为教育独立奠定根基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教育独立”理念在知识界引起一定共呜，直至抗战时期教育独立主张仍时有出现，该主张几乎成为民国时期自由知识分

2、子的一个玫瑰色的梦。已往学术界对此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和适当评价，更绝少从教育自身运行规律的视角作出解释和定位。本文拟就这段史事作一简要评述，以期引发进一步的思考。“教育独立”主张由来已久。清末，章太炎即提出教育独立的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1〕其主旨是摆脱清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与此同时，严复亦主张“政、学分途”，而王国维更明确强调：“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2〕西方观念的启悟和中国书院的传统，使得上层知识

3、界对学术和教育相对独立于政治已有了清晰的近代意识。1912年，蔡元培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其中论及政治家与教育家的区别：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因而他主张共和时代的教育应当“超轶于政治”〔3〕。此番议论，颇令时人耳目一新。蔡氏也确能“知行合一”，在民国肇始、党争甚烈的政治环境中，他组建北京教育部，全然不顾党派之分，请出教育专家、共和党人范源濂作次长，称“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

4、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4〕。显然，他在向世人表明教育的超然地位，也因此招致国民党内胡汉民诸人的不满和指责。一般说来，民国年间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人士大多偏重大学教育，而留学日本的知识群体往往致力于初、中级教育。蔡元培和范源濂在民国初年便代表了教育界的这两种取向。蔡认定大学教育对国家发展具有引领和校正作用，他服膺德国洪堡等人的大学教育思想，注重高深学理研究，信奉学术至上和大学自治，为此着力营造“思想自由”的氛围，使得北京大学的改革成效显著。蔡本人虽隶属国民党，但任职北大期间却几乎成为“自由人”，他

5、力求避开党派干扰，建立一块学术净土；即使南方“护法”另建中枢，他依旧我行我素，独立行事，因而能够“领袖群伦”，深得自由派知识分子真心拥戴。然而1919年后，北方的办学环境明显恶化，内战连年，政局动荡，国立各校经费奇缺，备受困扰，师生罢教罢课风潮迭起，大学教育面临生存危机。于是，教育界要求“独立”之声大起，从具体的教育经费独立，到“形而上”的教育体制独立，从而汇成一股“教育独立”思潮。1922年初《教育杂志》、《新教育》先后刊发李石岑、周鲠生、郭梦良等人研讨“教育独立”的文章，其中蔡元培《教育独立议》堪称代表作〔5

6、〕。此时蔡主持北大已五年之久，又刚从欧美考察归来，他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为政党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又追求近功，与教育的长远目标不相宜，若将教育权交与政党，政党更迭，教育政策一变再变，教育即难有成效；教会信守教义，妨碍信仰和思想自由，若将教育权交与教会，教育难有活力。他主张仿行外国的大学区制，实施超然独立的教育体制。对此，教育界人士多有回应，其中以胡适的态度最引人注目。这位五四时期的“典范人物”对蔡氏上述主张极为赞成，同年5月他在燕

7、京大学座谈时反复引述《教育独立议》的观点，将之奉为圭臬。直至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他老调重弹，申明“教育应该独立”的意见：“其涵义有三：1．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6〕”　心时值国难，胡适非但没有暂时收起“教育独立”主张，反而加倍强调，其用意是借抗战契机，革除国民

8、党官僚肆意插手教育的流弊，以维护文教事业。因为他认定“文化不亡则民族终不会亡”。即使在抗战期间，教育界仍有“独立”之声，以至与国民党战时体制发生抵触。1941年，接替罗家伦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孟余上任伊始，便在校内宣明：“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颇得广大师生欢迎，也因之与最高当局发生“龃龉”，终于不得不挂冠而去〔7〕。顾氏早年任职北大，曾作为教务长协理校务，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