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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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内容提要：所谓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是指从唐末以来兴起于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奚、突厥、吐谷浑、达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的军人政治集团。这一集团是唐末李克用太原割据政权、五代后唐、后晋、后汉三王朝以及北汉小朝廷统治的主要社会基础。本文即对这一集团的形成经过以及组成成分进行了考察。关键词：代北集团、沙陀三部落、五部之众、李克用。已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用四个政治集团的发展演变来分析唐朝三百年的历史，这四个政治集团即关陇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安史之乱后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的长安集团

2、、以及“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的河北藩镇集团[1]。众所周知，唐朝从黄巢起义以后的历史，基本上是以李克用和朱全忠两大势力集团为中心而展开的，五代五朝中，除朱梁外，其余四朝均出自李克用这一系统，甚至北宋王朝，亦与李克用集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李克用政治集团，既不同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长安集团，也有别于他所说的河北藩镇集团，它是唐末兴起于代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突厥、回鹘、吐谷浑、奚、契苾、达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

3、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而组成的一个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军人政治团体。因为它是从代北地区兴起的，故我们将其称之为代北集团。本文即拟对这一集团的形成过程及组成成分进行一些考察。一、代北集团的形成代北集团的形成和壮大，是与沙陀势力的消长直接相关的，因此，这里主要以沙陀的发展为线索进行考察。沙陀人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自灵州迁往代北地区后，大致经历了朱邪执宜、朱邪赤心（即李国昌）和李克用祖、孙三个发展阶段。1、朱邪执宜阶段关于朱邪执宜的事迹，史籍中留下的记载不多，据《新书·沙陀传》，元和四年(809)，朱邪执宜率部进入代北地区后，屯守神武川之黄花堆，其部落更号为“阴（按“阴”当为“陉”

4、之讹）山北沙陀”。元和五年，宪宗伐镇州，朱邪执宜以军七百为前锋。镇兵解，因功迁蔚州刺史。元和八年，回鹘过碛南取西受降城、柳谷地，诏执宜屯天德以备之。元和九年至十二年唐朝讨伐淮西，长庆元年（821）讨伐成德，朱邪执宜均率部参加，后入朝留宿卫，拜金吾将军。大和四年（830），柳公绰奏授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朱邪执宜阶段，代北集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实现了沙陀同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结合，形成了所谓“沙陀三部落”。所谓六胡州，是指唐前期设置在灵、夏二州之间（今宁夏、陕北和内蒙古伊克昭盟南部）的鲁、丽、含、塞、依、契6个胡人州，昭武九姓胡人即粟特人，史籍中往往将他们称之为六胡

5、州人。安史之乱中，他们曾在安禄山部将阿史那从礼的引诱下叛唐，被朔方军和回纥联军击败。六胡州胡人一部分随安史叛军到了范阳，并入史思明部；而另一部分则迁至石州（治今山西离石）一带。德宗贞元二年（786），马燧率河东兵击吐蕃，“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迁于云、朔之间”[2]。沙陀人与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关系，从“沙陀三部落”这一称呼中就足以看出。所谓沙陀三部落，是指沙陀、安庆、萨葛（又称薛葛、索葛）3个部落。其中安庆、萨葛均为昭武九姓胡人部落[3]。从现有材料看，“沙陀三部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文宗开成中。《旧唐书》卷161《刘沔传》：“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

6、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但是，沙陀与六胡州胡人建立密切关系并不始于此时。同书卷165《柳公绰传》：“大和四年，复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陉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绰至镇，召其酋朱邪执宜，直抵云、朔塞下，治废栅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御匈奴。其妻母来太原者，请梁国夫人对酒食问遗之。沙陀感之，深得其效。”《通鉴》卷244太和四年三月记此事更为完整，明确指出柳公绰奏以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又将“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改作“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募兵三千付之”改作“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当更得其义。沙

7、陀本来就“素骁勇，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朱邪执宜出任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这无疑对沙陀征服代北各族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所以，尽管“沙陀三部落”的称呼出现在开成中，安、康、史、何等昭武九姓胡人的大量出现更晚至李克用时，但可以断定，沙陀与六胡州胡人结成至为密切的关系，从朱邪执宜时就已开始。武宗会昌四年（844）唐朝廷讨伐昭义镇时，沙陀马军500人随河东行营节度使石雄出征。晋州刺史李丕“缘扬言作乱”，“杀安义节之子”。李德裕写了一篇《奏晋州刺史李丕状》，其中有“安义节管沙陀兵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