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青年通婚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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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城市青年通婚圈的研究　　一、文献回顾　　通婚圈是指适婚青年可能选择配偶的范围或者择偶的自由度。一般可以从地理距离（通婚半径）、地域范围和族群范围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1-2］李若建认为在制度性的择偶中，择偶范围被称为通婚圈，并将其分为地理通婚圈和等级通婚圈。［3］翟振武等认为通过分析夫妻户口登记地情况也可以看出通婚圈的大小。［4］本文由于数据限制，只能从配偶或者意愿中的配偶家庭所在地与本人家庭所在地是否跨越某一行政区域来度量通婚圈的大小，本文通婚圈是指地域范围。国外学者在研究婚姻匹配时提出趋同论，认为个体趋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年龄、居住地、受教育

2、程度、种族等属性相近的异性为配偶。美国社会学家古德也认为一切择偶制度都倾向于同类匹配，即阶级地位大致相当的人才可结婚。［5］1990年法国290万移民组成的家庭中，有1/3以上已经婚配的移民，其配偶均不是移民，但夫妻双方均为移民的多数为族内婚（即夫妻双方均来自同一国家），其婚配概率为90%。［6］国内学者对通婚圈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通婚圈发展态势判断、变化原因和社会影响。学者们对通婚圈发展态势存在四种判断：第一，通婚圈扩大。代表学者有：段成荣、刘传江、王金玲、黄佩芳、李富强、史清华等。［7-12］第二，通婚圈缩小。代表学者有：邱泽奇、吴重庆、新山

3、等。［13-15］他们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婚嫁距离急剧缩短，通婚区域快速内卷，通婚村减少，婚入和婚出出现了地域上的不对称性。第三，通婚圈没有发生显着变化。雷洁琼于1987~1988年对全国6省市2799个农民进行户主与其配偶婚前两家的距离调查发现，近距离通婚是一种普遍现象，各年龄组通婚圈大致相同。［16］第四，通婚圈呈现扩大与内卷并存。唐利平认为农村通婚圈总体比较狭小，但有扩大也有缩小的情况，通婚圈的变化和社会结构变迁一样经历着转型的过程。［17］韦美神认为我国农村地域辽阔，通婚圈出现内卷和扩大共存的现象。［1］通婚圈演变主要因素包括社会制度

4、因素与经济因素，但二者在不同地区影响不一致。马宗保等对宁夏通婚圈的研究发现，通婚圈会受到所在地区的生活条件影响。［18］曹锦清等认为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有利于人口流动，社会流动空间的扩大促使人们婚配对象选择的空间也增大。［19］另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加上户籍制度的松动，人口迁移流动席卷了全国，随着交际圈的迅速扩展，通婚圈也在逐渐扩大，人口迁移流动对婚姻和生育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寻找配偶和维持婚姻关系稳定性上。［20］通婚圈扩大的影响：首先，大范围的跨省通婚可以简化婚礼仪式、节约成本，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姻亲关系。［21］其次，通婚圈扩大可能会形

5、成骗婚现象，因为人口迁移流动范围扩大，如果夫妇双方婚前互相了解很少，婚姻风险会增大。［22］再次，通婚圈扩大增大了女性婚后社会适应的重要性。［23］最后，通婚圈扩大导致区域之间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程度加剧。如王家宝认为，上海市男子娶了外来妹使得阴阳趋于平衡，但是某地的男女比例必然会更加失衡。［6］通婚圈缩小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对后代人口素质的影响。有研究认为通婚圈内卷尽管不是近亲结婚，若通婚距离太小也会对后代的遗传素质产生影响，可能因为某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或过度摄入而导致发育不良，影响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24］纵观已有的研究发现，学者们对通婚圈变化态势

6、判断出现了很大分歧，但认为通婚圈在扩展的观点是主流，出现这种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目前的研究大多基于农村或者局部区域来分析，而很少从城市和全国范围来研究，关于原因的分析也主要从宏观社会经济因素简要地泛泛而谈，有关迁移流动对通婚圈的影响主要是定性的描述，而很少通过定量方法来深入研究。在我国乡村人口不断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背景下，从城市区域视角来研究通婚圈的变化特征与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将聚焦城市青年通婚圈的研究。　　二、数据与方法说明　　（一）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自2009年11月14日~1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

7、市青年状况调查课题组在北京等地进行的抽样调查。由于该调查依托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中国独生子女状况调查分析》项目来完成，所以调查区域主要选择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独生子女比例（31.58%）比较接近的河北、湖北和陕西三个省，进一步选择与各省平均水平比较接近的城市，北京因地缘优势和直辖市特性被补充进来。最后确定调查区域包括北京7个城区、河北省保定市16个街道、湖北省黄石市11个街道、陕西省西安市13个街道。调查对象为1975年1月1日~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现有人口（本文青年年龄界定为20~34岁）。样本量3832，其中

8、北京820，黄石829，保定813，西安820，四个省市样本量基本均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基本信息、就业与经济状况、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