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的文化角色与生存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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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柳永的文化角色与生存悲剧　　可以用流连风月和终生沉沦来描述柳永的一生。在柳永身上，这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而对这两者因果关系的认定，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看法。柳永本人是因为不得中进士，才放浪形骸的，所以他说：“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鹤冲天·黄金榜上》）这与仁宗皇帝的看法显然不同，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因为认为柳永风流，才不让他中进士。双方都有一定的理由，所以，这其中一定存在着某种规则，超出这种简单的因果论定，逼迫柳永接受这一事实，从而造就了柳永的悲剧命运。对这一规则的揭示，是一个有意思的文化题目；而柳永对

2、这一规则的悲苦抗争，又关系到词文学的主要功能。　　一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柳永之所以蹭蹬仕途是因为“品格”二字。当然包括人品和文品。宋人严有翼所撰《艺苑雌黄》云：　　柳三变，字景庄；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ｈｕáｎ＠①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薄于操行”，在歌舞升平的北宋时代似乎算不得什么大错。自中唐以后，城市经济在中国得到发展，城市中的游乐活动也随之迅速地繁荣，歌楼妓馆当然首当其冲。到了北宋时期，更见奢靡。《东京梦华录序》

3、记录汴京的盛况云：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大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奢侈则长人精神。显然，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需要并且会促成意识形态或社会舆论相对较为宽松。唐朝的官妓和私妓十分普遍，在京举子和进士们与长安平康里的妓家关系非常密切。名盛一时的曲江宴和杏园探花宴往往少不了妓女作陪，甚至留宿妓家都成为新进士作诗夸耀的好题目。（注：《唐擅言》卷三载进士郑合敬留宿平康里后作诗云：“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闰（妓名）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

4、状头声。”）由此可见，纵酒狎妓对于唐朝的士子、官员而言，似乎是一种风气，算不得什么问题。北宋前期由于社会繁荣，政治承平，冶游之风较唐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皇宫之中也深受影响，如宋徽宗居然能使大臣“短衫穿裤，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多道市井淫ｘｉè＠②谑语”（《宋史·蔡攸传》）。这是社会风气在宫廷中的反映。文人自然也不能免于风气之外，如北宋等一文学家苏轼的妾朝云就从妓家娶得，所以北宋文人浪迹酒家妓寮当是普遍的现象，不足为怪。只是北宋文人深受朝廷重用，不似晚唐文人那样沉寂，所以道德功业一面就显示出来了。北宋的文人总是表现为两面：一面为儒为臣，高头讲章；一面也不妨流连声

5、色，浅斟低唱。因此，有诗、词之别，前者以写儒雅纯正，后者以写风月性情，前者雅而后者俗。端庄大臣如欧阳修也作小词，其《减字木兰花》云：“樱唇玉齿，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行云，满坐迷魂酒半醺。”和柳永词旨很相近。再如张先晚年居杭州时，“多为官妓作词，而不及靓（妓名）。靓献诗云：‘天与群芳十样葩，独分颜色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张子野于是为作词也”（陈师道《后山诗话》）。这与柳永的事迹简直如出一辙。据载柳永居京时，“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张先官至都官郎中，且又年老，尚不怎么收

6、敛自己，可见社会是可以容忍这些行为的。　　可以说，柳永虽性情浪荡，行为风流，但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并不显得那么不近情理，所以柳永不隐讳自己和歌妓的密切关系，而且，他的这些词也能被社会甚至皇帝本人赏识。《石林避暑录话》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又《后山诗话》载：“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ｗěｉ＠③＠④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可见，人们是可以容忍柳永的那些依红偎翠之行的。也就是说，柳永的人品并不见得比其他文人或官员更糟，所以“薄于操行”的指责可能是一个借口。　　真正有问题的是柳永的文品。在一个文化社会，对文

7、品的看重可能更甚于对人品的看重，因为文词是显示自己的社会形象的主要方式，所以文品并不仅是文风问题，而是有关文化品格的问题。北宋其他文人虽然行为风流，但于文词不免谨慎。他们严于诗词之分，让诗歌保持气象端庄，因为他们相信，诗歌是自己的名片；而把一些属于情感享受，不那么冠冕的内容交给词来处理，算是私下之作，至少在形式上对言情之作保持一种低调，所以有宾主之分。换句话说，虽然这些文人官员也享受着时代的风气，但他们通过诗歌这种典雅的文词显示了自己的正统的文化角色意识，保证了文品的纯正。一个社会的文化可以分为雅俗两面，具体到一个士人，他的文化趣味也可以分为雅俗两面，但士人作

8、为主流分化的代表，总要显示出以雅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