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失误是擅权的“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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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决策失误是擅权的“怪胎”决策失误是擅权的“怪胎”　　决策失误，是指在决策过程中，有违民意、有伤民主、有悖科学，违反法律法规，超越自身权限，致使国家、集体和个人合法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抑或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大量事实表明，领导干部因决策失误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远比装进个人腰包的要多得多，后果也要严重得多。　　君不见，一个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数百上千万，就是天人共愤的大贪官，而主要领导大笔一挥，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不仅动辄数以百千万、数以亿计，而且使一些“造福工程”“民生工程”变成了“面子工程”“长官工程”，甚或“烂尾工程”“短

2、命工程”。此类例子，俯拾皆是。如，计划从2010年至2014年底，投资180亿元的南京全城雨污分流工程，便是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任期间，在既没召开过市民听证会讨论，也不听专家学者意见的情况下，极力主导、强行拍板的。这样的决策，不失误才怪呢。而此类由个别主官拍脑袋、想当然，不实际、逆民意的“工程”“项目”，并不少见。　　近又有一例：云南省河口县耗资2.7亿元建成的“文化长廊”工程，刚刚3年，又要花3亿元拆除。寿命之短，匪夷所思；损失之大，谁人买单？这个名为“中国―东盟河口国际旅游文化景观长廊”的项目，2011年2月完工时，

3、曾被当地骄傲地誉为“边境明珠”。但该“长廊”2014年5月23日便开始拆迁，且拆迁补偿费，还高于当年的建设费用。　　一个耗资如此巨大的工程，缘何这般短命？表面看，与当地“政策调整”有关――按照云南省委、省政府的有关要求，河口县的“文化长廊”将被改造为城市公共空间和平台；实质上，则是彼时“当地主要领导”一意孤行的产物。据悉，2010年初，该项目一经提出，便遭到多名当地官员的反对。但在主要领导的力主之下，反对声丝毫不起作用，该项目有条不紊地推进着……（2014年6月20日《郑州晚报》）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五花八门、林林

4、总总的决策失误，是“交学费”的话，那么，时下一些地方官员决策不科学、不民主、不合法现象，无疑是一种可怕的地方性“通病”。其病根是一言九鼎的长官意志、习以为常的长官定调。说白了，就是擅权的典型表现。　　擅权决策，派生出来的是一个个“怪胎”，不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影响政府的公众形象。以上述“文化长廊”为例，当年修建的那笔巨资，由谁承担，不得而知，现在拆迁的费用，除开省、州两级拨款，河口县大约要承担2亿元。它比该县2013年地方财政总收入还要多2000万元。还有，“文化长廊”内的沿河商铺严重影响了景观，且铺设过密对环境卫

5、生的影响等问题，成为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不单如此，决策失误，客观上还是对百姓的一种折腾。如此这般，政府形象能不受到影响？　　时至今日，擅权决策的领导干部，何以大有人在？抛开背后是否另有所图――比如把工程交由自己的亲朋好友承建等――不说，“三不”无疑是助长擅权决策的“重要外因”：不追究领导责任――虽是主官一锤定音，但都经过“集体研究”，追究谁的责任呀；不赔偿经济损失――无论造成多大经济损失，从来不曾听说哪个领导干部要为决策失误买单；不影响个人仕途――除非擅权者违法犯罪、贪污受贿，否则，再大的决策失误，也不至于让其丢官，至多

6、来个异地继续为官。更有甚者，个别还因此得到变相升迁。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应当解决决策权‘入笼’问题。”这是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此前不久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依法行政，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座谈会上阐述的观点，笔者颇有同感。只有将重大决策纳入法治轨道，严格规范、科学界定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的决策权，建立健全合理完善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派生“怪胎”的擅权决策现象，才有望得到有效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