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大序》的文化基质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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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大序》的文化基质及成因兰保民【内容提要】本文从历史文化维度和主体维度揭示汉代《诗大序》诗学观念的文化基质及其形成的文化动因。本文认为,《诗大序》“吟咏情性以讽其上”的诗学观念具有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内在矛盾,但是在经学话语体系中,这一矛盾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它是汉代士人在话语建构过程中所达成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士人话语权力的相互妥协在诗学领域内的具体体现,是经学时代的特殊的美学产儿。【关键词】《诗大序》诗学观念文化动因汉代《毛诗大序》所提出的“吟咏情性以讽其上”和“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学观念,对中国古典诗学影响深远。它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发自人的心灵

2、,外部世界所引起的内心的感触,形之于文词音律,就是文学。这一本体论具有非功利性、无目的性和自然本真特点的。但是,在后半个命题中,“讽其上”、“止乎礼义”的价值论,显然具有十足的工具论和目的论的意味。这样两种矛盾尖锐的诗学主张,为什么在汉代竟然这样巧妙的粘接到一起了呢?这一矛盾的出现及其最终所达成的妥协,体现了汉儒怎样的入世方式和文化策略?要想探讨这一问题,就应当首先弄清《毛诗序》的产生年代。近人罗根泽、李泽厚等本范晔《后汉书》而持东汉说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第74页;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

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73页。,并不能令人尽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参考诸说,定《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经部十五诗类一《诗序》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一一九页。这一论断,较之其他诸说,显然融通得多。陈允吉《〈诗序〉作者考辨》认为:“《诗序》非一人一时之作。论其大概:序首二语,为毛亨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其后治《毛诗》者补缀而成。于西汉末年平帝时《毛诗》立于学官之前,今所见《毛诗序》基本规模,大抵已具。”陈允吉《〈诗序〉作者考辨》,载《中华文史论

4、丛》1980年第1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85页。“卫宏所作之《毛诗序》,当为另一篇,已在南北朝后期亡佚,与见存郑玄之《毛诗序》无关。”陈允吉《〈诗序〉作者考辨》,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85~186页。笔者原则上支持陈氏的观点。考之于西汉经学旨趣与诗学主张的学理上的联系,我们也认为,《毛诗序》中的《大序》不可能是先秦的产物。它是秉承了前代文化遗产,并吸取西汉今文经学的精神营养而形成的诗学新生儿。其精神源泉绝不是东汉时期风气蔚然的古文经学,而是今文经学的余韵流风。我们的立论可能有一个问题会引

5、起疑问,那就是,行文中所论及的学术建构,主要是今文经学的,而《毛诗》则是古文经,这在论证上就显得好像不能顺理成章。我们认为,虽然《毛诗》是古文经,但《诗大序》却散发出浓郁的今文经学气息。故而可知它所呼吸的是今文经学而非古文经学的学术空气,虽然它有可能出自古文经师而非今文经师之手。理由有六:首先,我们认为,一个时代自有其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话语,并会衍生出意趣相近的诗学话语。东汉的代表性学术话语是古文经学,它衍生出的诗学话语是王充“尚真”、“重用”的观念,而不是《诗大序》的诗学观念。其次,西汉今文经学家的诗学观念与《诗大序》可谓如出一辙。如今文经学

6、大师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二四九九页。)再次,虽然作为今文经的三家诗中,《齐诗》《鲁诗》已亡,但从残存的《韩诗》来看,其基本腔调与《毛诗序》却是大同小异。(可参阅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卷,第77~78页。)复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邱光庭《兼明书》举《郑风·出其东门》篇,谓毛传与《序》不符。曹粹中《放斋诗说》亦举《召南·羔羊》、《曹风·鸤鸠》、《卫风·君子偕老》三篇,谓传意序意不相应。”(《四库全书总

7、目》卷一五经部十五诗类一《诗序》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一一九页。)可见,《诗大序》与作为古文经的《毛诗》意趣并不相同。又次,我们还认为,西汉虽然有今古文之争,但那只是属于学术和小团体利益上存在的分歧,如争立学官和争弟子员的多少等,而士人群体内部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在对大一统政权的态度上,是比较统一的。这种统一性就催生了《诗大序》中“讽谏说”。此外,今文经学在西汉是官方学说,这就不可能不对未立于学官的《毛诗》产生观念上的影响。6如所周知,汉初的统治者大都不太重视文术。但是,要想确立并巩固既存的统治秩序,没有士人的参与是绝对不行的,秦皇“以吏

8、为师”,轻儒重法,结果身死国灭,就是实践上绝好的证明。于是,至武帝时,文术开始大盛,儒生大行其时。史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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