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魏发祥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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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魏发祥地问题来源:中国长城学会作者:李志敏发布时间:2005-02-2411:16:39.0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魏发祥地问题李志敏《魏书》明确记述拓跋鲜卑为西部鲜卑之一部，而西部鲜卑主要是来源于匈奴的部落，发源于塞北。然而《魏书》却同时又记拓跋魏“先帝旧墟石室”在大兴安岭(亦所谓的“大鲜卑山”)，意其为发祥于大兴安岭的东胡鲜卑的后裔。史学界对此前后抵牾、互相矛盾的记述长期争论不休，悬而难决。可喜的是呼伦贝尔盟文物站的同志在1980年于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大兴安岭北段

2、顶巅的嘎仙洞，发现了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魏太武帝拓跋焘派遣中书侍郎李敞等前去嘎仙洞祭祀时镌刻在洞壁上的“石刻祝文”和其他一些弥足珍贵的考古资料。此后学术界一般以洞壁上的“石刻祝文”和中书侍郎李敞等前去嘎仙洞祭奠为事实依据[1]，纷纷著文，认为拓跋鲜卑的发祥地在所谓“大鲜卑山”(即今之大兴安岭北段)已是不争的事实，并据此进一步断言拓跋鲜卑确为东胡鲜卑的后裔。但是，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则会发现这一观点不无问题。笔者愿意就嘎仙洞的发现及其对拓跋魏发祥地问题研究的影响谈一点粗浅的意见，不妥之处，祈请批评指正。

3、一、“旧墟”之说与新发现不相符合1980年不仅发现了嘎仙洞及其壁上的“石刻祝文”，而且还发掘出一批其他考古资料。论者一般认为“结合该洞出土的陶片、骨镞、石镞等遗物的观察，可以断定嘎仙洞为拓跋先世居住遗址”，以为“洞中灰土层堆积初步探明已达1.3米，包括新石器和打制石器两个文化层，这两种石器是否为同一人群世代相袭还值得研究，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拓跋先世在此住了很久远的时间”[2]。如此论断看来不见得妥当。一般认为，打制石器之后的新石器时代的下限约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300年间，而《后汉书》所载汉初匈奴冒

4、顿单于击破东胡鲜卑等，而东胡鲜卑“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的史事在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是东胡鲜卑迁居于鲜卑山(今嘎仙洞所在的大兴安岭北段)晚在公元前201年前后，然此时去公元前1700年至前1300年生活在嘎仙洞的原始人群至少已1000年以上。这样，史载公元前201年前后才开始移居于嘎仙洞所在的大兴安岭的游牧部族东胡鲜卑人，何以能够同1000余年之前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群联系起来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自称为东胡鲜卑之后的拓跋魏自然也与生活在石器时代嘎仙洞的原始氏族人群不可能相联系。另外，嘎仙

5、洞还出土了大量鹿、狍、獐、犴、野猪和土豹等野生动物的骨骼,但没有发现任何家畜，包括马、牛、羊和猪等骨骼[3]。这说明这些原始人群是以野生动物为食的，而与畜牧经济无缘，其时代更在畜牧业发生之前。可是竟有论者将此处于畜牧业发生之前的嘎仙洞居民与属于畜牧业时代的东胡鲜卑及拓跋鲜卑牵合起来，说什么“这些现象与《魏书·序纪》记载拓跋鲜卑先祖射猎为业相吻合”[4]。其实，《魏书·序纪》原文说的是拓跋鲜卑先祖“畜牧迁徙，射猎为业”。不论是以畜牧为主，以射猎为辅，或者是以射猎为主，而以畜牧为辅，一般都含有相当成分的畜牧经

6、济，故而可知“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拓跋鲜卑与嘎仙洞石器时代的原始狩猎人群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以上说明嘎仙洞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晚至公元前201年前后才移居于嘎仙洞一带游牧的东胡鲜卑人完全不同，所以这些发现既不能证明嘎仙洞是东胡鲜卑的“旧墟石室”，也不能说明拓跋鲜卑真的就是以大兴安岭为其发祥地。二、关于“旧墟石室”之说的质疑目前流行的观点一般认为，既然拓跋焘派遣大臣李敞等前去嘎仙洞祭奠已被证实，而其镌刻在洞壁上的“石刻祝文”也被发现，且其内容与《魏书》有关章节所记大体相同(但承认也有一些差异)，那么，

7、嘎仙洞为拓跋魏的“旧墟石室”以及大兴安岭为拓跋鲜卑的发祥地的说法也就得到了确证。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这是因为，嘎仙洞为“国家先帝旧墟石室”之说以及拓跋焘派遣大臣李敞等前去嘎仙洞进行祭奠这些事情的本身都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可以从《魏书》有关篇章对一些重要事实的接二连三的改易中得到说明。第一，实地考察报告说明嘎仙洞是天然形成的巨大山洞。实地考察者说：洞口在半山腰，离平地20米，进入洞口，里面宽敞宏大，可容约数千人，洞内地面平坦，往里走50米以后逐渐上坡，缓坡不到20度，这一段洞宽20米，高约10米，距洞口

8、70米处空间最大，宽约27米，高约20米，此外还有一些形状各异的耳洞[5]。《魏书·乌洛侯国传》也说“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如此规模巨大、形制极不规则的洞穴，乃天然所成则是难以否认的。从规模形制以及古时游牧人生产力十分低下等事实看，如此巨大的嘎仙洞绝非人力所能凿成。但是，《魏书·礼志》却将其改易为由人工“凿石”而成。其云“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这种“凿石”的改易明显是一种造作和窜改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