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第0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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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页汉学与比较文学孟华作为一个比较学者，我对汉学有着一份天然的亲近感和学科认同感。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我踏上比较文学学术之路起，汉学研究就始终伴随我左右，成为我学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与汉学结缘，得益于伏尔泰（伏尔泰这位法国世纪的文坛巨匠，因思想开放而大胆质疑《圣经》历史。他尤其不能容忍把一部犹太民族的历史妄称为“世界史”，于是发愤要撰写一部真正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将一切非基督教的古老民族，诸如中国、印度、波斯等全部涵盖在内。这部世界史即为伏尔泰最著名的史学著作《论各民族的风俗及精神》。为了

2、撰写这样一部世界史，伏公潜心研读了他当时所能找到的一切有关中国的书籍，由此便激发出他对中国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由衷赞赏，也使他对中国的现状极为关注③。这种从史学研究中萌发出来的对中国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结。他一生曾在近八十部作品、二百余封书信中谈论中国，涉及中国的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经济、人口、社会、政体、习俗、文学、哲学等方方面面。年，当我在法国开始攻读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时，导师建议我以《伏尔泰与中国》为题进行博士阶段的研究。现在想来，导师的命题意蕴深远，真正引领我进入了一个向着“无限

3、可能性”开放的广阔天地。它使我不仅需要跨①本文的基本观点最早发表在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世界著名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年，我应邀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做学术讲座，遂将上述观点扩展成文。此次发表，又做了某些修改和补充。②商务印书馆年出版的中译本将书名译作《风俗论》，此译名似可商榷。现译名固然与该书的简称（）十分吻合，却难以直接转换成全称（似以译作《论风俗》更为妥帖。与国内大多数论者的认识相反，伏尔泰对中国虽赞赏有加，却从不讳言中国存在的问题，其中，对中国的科技长期停滞不前批评尤甚。

4、但此命题超出本文范畴，故此处存而不论。第2页越时空、跨越文化地去进行“比较”和对话，而且还不得不去叩启许多相关学科的大门。在比较文学领域内，“伏尔泰与中国”显然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大范畴。而要探讨此类关系，亦即不同民族间文化和文学的交流，最基本的工作之一就是要进行最宽泛意义上的媒介学研究。具体而言，也就是要去考辨伏尔泰获取有关中国信息的一切“来源”（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文本的和非文本的），追随伏公去阅读、研究时人（当然是欧洲人）围绕中国而进行的全部报道、译介、研究工作，以搞清从未到过中国的伏尔泰是如何

5、和怎样来了解、体认位于“地球另一端”（伏尔泰语）的中华帝国的。前人与我本人进行的相关研究结果均清楚地表明：伏尔泰对中国的了解，基本上是基于二手材料，也就是通过阅读当时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们的作品（翻译、介绍、书信、报告、图片等）而获取的。而这些传教士，又大多被后人称之为汉学家”。于是，我就这样在不经意中闯入了“汉学”这块领地。关注早期欧洲汉学家的工作，使我获益良多。它帮助我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伏尔泰及其同时代人对中国的认知程度，进而得以去深入研究世纪欧洲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情况。在此基础上，这一关注又为我提供了一个新

6、的研究视域，使我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启蒙时代的法国人、欧洲人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显然，在博士研究阶段，汉学即为我提供了坚实的研究资料和独特的研究视角。而日后，尽管我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从世纪历时地扩展至整部中法文学、文化关系史，又并时地涉及到中欧文学、文化关系史，但汉学始终是我无法逾越的领域。然而，这些纯属个人的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可否由此总结出汉学与比较文学的一般关系？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还需从汉学与比较文学各自的定义及研究范畴入手。众所周知，汉学（源自法国。而法国人对“汉学”的界定远不如今天中国

7、学界理解得那样宽泛。按照法国权威的《小罗伯尔词典》的解释，汉学”乃为“关于中国的研究的总合”。这里有两点似应特别加以说明：一是该词条紧随“总合”之后还有一个括弧，注明“语言、文明、历史”，即是说，汉学研究的内容一般仅限于这三者。二是当“汉学”一词生成之时，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汉学界，几无中国学者的踪迹和信息，因而该词自然就具有了一层隐含之义：即，对象国（中国）学①参（此书已有两个中译本：河南人民出版社年版和商务印书馆年版）。另请参阅此论文部分内容已纳入拙作《伏尔泰与孔子》，新华出版社年）。第3页者的研究并不包

8、括在内。把以上几层涵义联结在一起，或可辨析出作为汉学发源地的法国对这一学科的界定：“汉学”指涉的是一切非中国人而为的关于中国的学术性研究（以语言、文明、历史为主）。或许因为我接触汉学是在法国做博士期间，所以我对“汉学”的理解始终停留在这个层次上。而本文所涉，亦皆以此定义为前提。这一定义与国内某些学者的看法不一定相吻合，似有必要略加解释。首先，必须承认定义中的某些因素已随时间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譬如世纪以来，法国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