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长春市事业单位时政热点：从“社会管理”转型为“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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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地”据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特大城市”被定义为“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而原标准是“100万以上人口”。这样一来，我国的特大城市由原来的140个城市，减至16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在题为《城市化与特大城市人口治理》的报告中披露，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3%，而流动人口约有2.5亿人，每年以近1000万人的速度增长。未来规划城市化率将达到百分七八十，这意味着将来有近12亿人长期住在城里。以北京为例，这座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接近一半。出于这一原因，翟教授认为，中国的这种城市化有别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半城市

3、化”或“注水城市化”。翟振武分析说，现在的流动人口呈现明显的家庭化、居住长期化趋势。据对全国106个城市连续追踪调查显示，16～59周岁的已婚流动人口中有84.5%与配偶一同流动。所以，“如今的流动人口其实不怎么流动了，工作也不频繁更换，越来越稳定化、家庭化”。针对这一“新常态”，翟振武教授建议决策机构，应转变理念，梳理政策，按照“常住”或“永久”的标准，为所有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不要再纠结于“流动”与“本地”。例如，现在有些人还把流动儿童视为“外来的”，认为他们迟早要“回去”。而现实是，这些流动儿童生已经成了“城里娃”，他们没有地方“回去”，也不会回去了。我们的公共

4、政策制定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翟教授还透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信息：据调查，流动人口中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等级的风险是“社会失序”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龚维斌教授的发言，围绕“特大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的话题展开。locatedintheTomb,DongShenJiabang,deferthenextdayfocusedontheassassination.Linping,Zhejiang,1ofwhichliquorwinemasters(WuzhensaidinformationisCarpenter),whogotAfewbayonets

5、,duetomissedfatal,whennightcame龚教授说，城市越发达，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强，不稳定性越强，风险越高。据他介绍，社会治理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常态治理，二是非常态治理。非常态治理包括四类：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二是事故灾难，如交通生产、沉船、空难等;三是公共卫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药品安全等;四是社会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群体性事件，等等。龚维斌指出，当年“非典”的暴发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紧急状态下怎样去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地应对这种巨大的社会危机?应该说当时很缺乏经验。此后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突发

6、事件，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2008年我国南方发生了特大雨雪冰冻灾害，大家看到的是交通线上的影响，但是真正影响大的是城市管理。“我们正在研究特大城市面临的最大公共安全风险是什么?”龚维斌说，必须有一套应急机制。而最高等级的风险是一旦出了事情，将造成社会失序。所以发生突发事件后的信息公开、透明非常重要。公共支出仅三成用于社会发展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陈光金，在论坛上分析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情况下，我国社会发展将面临的挑战。他谈到，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为7%左右，而且得消除过剩产能，这将会对就业、财政收入、居民收入产生冲击。除了挖掘、培育新的消费增长外，经济增长战略选择的

7、重点，在于加大社会领域发展的投资，比如城乡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养老服务，等等。这些领域不发展，经济新常态就难以维持。陈光金认为，应该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现代政府的公共支出里应有约60%左右用于社会发展，但我国现在只有约35%。”国家应提升社保水平，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减少运行中的各种社会成本。他还强调，要强化社会组织的发展，扩大社会自我调节和治理的空间，让社区自治回归本位。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主要抓手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在题为《城市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