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法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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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国际法的国际化论国际法的国际化中国法治建设三十年回顾莫世健一、导言　　中国改革开放始自1978年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接受的事实。如果以此为基础的话，至2008年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法治重建的三十年，也是我们这一代中年法学工作者随着中国法治建设共同成长的三十年。作为一位1978年吉林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一位全国恢复高考后第二批能够成功进入大学的幸运儿之一，一位有幸在改革开放之年加入中国法治建设队伍的一员，笔者非常珍惜此与其他多位学者一起对我国法治建设三十年进行回顾和反思的机会。法学知识浩如烟海，

2、法学研究更是永无止境。笔者学识浅薄、过去三十年又有半数时间以上在中国大陆以外学习、工作和生活，面对我国国际法发展三十年的回顾之重任实有力不从心之感。好在法学研究的宽仁允许个性化观点的表述。笔者在此斗胆从一个海归学者角度就我国国际法三十年的发展和特点发表个人点滴看法。　　笔者自1978年起与国际法结缘。或许是命运的差遣，笔者在1978年高考时所报的第二志愿宽容地接纳了我，为我提供了步入法学殿堂的机会。比起现在许多优秀的第一志愿尚且不能进入国内优秀大学法学专业的莘莘学子而言，笔者和当时能够进入吉林大学学习法律的多位学友一样都庆幸命

3、运的眷顾。虽然我们当时学习的条件艰苦、资料匮乏、师资也相对薄弱，但我国老一代法学工作者的朴实、认真和勤奋，以及他们对当时我国既有些陌生，也有些神圣的法学教学和研究的追求，在我们心灵中成功地启迪了通往法学知识浩瀚大海的天窗，也为笔者今后的法学研究征程建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如果有人询问我们这一代法学工作者回顾三十年法学研究的最大体会是什么的话，笔者列在第一位的答案是：踏实、认真、开放和求实的研究态度。有了这样的态度，没有的东西可以学会，不存在的东西可以建立。这不就是我国过去三十年法治发展和法学研究的历史吗？　　笔者对国际法的初步

4、认知是在1978年后的大学四年中获得的。记得当时学校能够接触到的中文国际法书籍只有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1979年李浩培先生的《国籍问题的比较研究》，1981年王铁崖先生主编的《国际法》和高树异先生等著的《国际法讲义》(上下册)等寥寥几部著作和教材。此间笔者也曾在在吉林大学的外文图书馆中尝试借阅过旧版的Oppenheim'sInternationalLain)　　作为协调国家间的关系或调整以国家为主体的涉及部分其他主体国际关系的国际法应当是一个超国家的法律规则体系。在此意义上，本节的标题：对外开放中的国际法体系重建可能产生是

5、否是假命题的疑问。但本节的国际法体系是有特殊涵义的，主要包括两点：1）中国大陆在1978年前几乎没有任何成型的法律体系，当然也没有任何由中国明确认可或接受的系统的国际法规则体系，因此在认可和接受超国家的国际法体系问题上，中国在1978年是没有国际法体系的；[6]2）中国的国际法体系概念可以延伸到中国的国际法教学、研究体系，而众所周知，1978年前中国是没有系统的国际法教学、研究体系的，[7]因而产生了建立国际法研究体系的必要。在此双重意义上遂产生了1978年改革开放后重建或构建中国的国际法体系问题。　　自1978年起，随着我国

6、法治建设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国际法学研究和团队建设也在突飞猛进。笔者粗略的统计，1978年后发表的我国各类中文有一定影响的国际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著作和教材有四百部之多，而论文多的更是无法统计。如果按照我国目前约有600多所法学院校为基数的话，如果每所院校平均有2个从事国际法教学和研究老师的话，我国从事国际法教学和研究的人员至少应当有1200多人。再加上政府机关和其他机构、组织中从事国际法研究和实践的人员，我国从事国际法研究和实践的人员应当在1500人以上。这样一个庞大的国际法研究和实践团队在全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与三

7、十年前相比，这些简单的数字展示了我国国际法研究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年后我国国际法体系的重建和繁荣是老中青几代国际学人三十年共同耕耘的结果。我国国际法体系的重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实践中我国国际法理论和原则体系的重建和国际法教学、研究体系的重建。实践中国际法理论和原则体系的重建主要体现在我国在国际交往中对相关国际法原则的运用和认可。我国的外交、领事实践、边界纠纷的解决、对多项国际公约的签署和参加、双边和多边贸易和投资条约的签署、在联合国和enAcademyofInternationalLain)　　2.以三国为基础的教学

8、、研究管理体制很可能体现了苏联教育体制和理念的影响：我国国际法学科内的三个下级学科的分类已经成为一种行政管理或者教学、科研管理模式，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教育和研究资源的分配和学者个人的研究方向。在国际法教学研究人员比较多的学校，例如，笔者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国际法的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