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看中西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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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1942》看中西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探讨电影《1942》所记述的是一段被人遗忘和忽略的历史：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一场大灾荒。影片在史书所叙述的大历史和来自个人生命的小记忆之间、在个体生命意义和整个世界格局之间做了异常强烈的对照。让人们在感受生命的无助和无奈的同时，体验到生命极端的顽强和脆弱。这部电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史诗，却是搅动人们灵魂的真实的生命体验。《1942》中有两个关键的线索，一个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和抗日战争的局势，另一个是发生在河南的大灾荒。这两条线索始终交织在电影中形成了多处对照：处于反抗外敌入侵的危机中的国家和一个在饥饿中瓦解的村落；蒋中正堂而皇之、充满民族大义的

2、讲话和因为借粮而引发的花枝和少东家之间的冲突；重庆、潼关、洛阳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绝望中逃荒的混乱的人群；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和一群难民卑微的生命；无动于衷的国民党政府和四处奔走呼吁求援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以及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白修德在这几组对比中，后者始终显得微不足道且势单力薄。在这些冲突和对比的背后折射的是对个体生命意义的不同解读。一、影片中的两种对个体生命意义的阐释电影中一面是民族危亡中的国家挣扎求存的战争，另一面是这些难民在饥饿中自己挣扎求存。而这两者之间仅有的联系是省主席李培基到重庆无望的哀求和美国记者白修德大声的呼吁。而忙于应对内忧外患的政府却将这些个体的生命视为冗余

3、的、无用的、微不足道的从而给予漠然的忽略和无情的拒绝。从中可以看出两种个体生命观，一是国民党政府对于这些个体生命意义的理解；另一个是不停地为这些难民奔走呼吁四处求援的白修德的个体生命价值观念。第一种价值观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蒋鼎文，面对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所说的话中得到了集中体现：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在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中，整个河南只是一颗小小的棋子。只要对整体的战局有利，丢失一颗棋子算不得什么。然而对于这300万饿死的个体而言，生命就是他们的全部。蒋鼎文的这一段话和孔子的言论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

4、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91可见在孔子的政治理念中，粮食比军备更重要，因为没有粮食就意味着死亡。但是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民无信不立。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而电影中这群逃荒的难民没有粮食，没有政府的支持，在赤地千里中一起进行着漫长而似乎永无尽头的大逃荒。成千上万的人以树皮和野草维持着可怜的生命，饥饿主宰了他们的世界。严酷战争的国家无

5、暇顾及这些人的命运，现代的秩序又不接纳这些人。在洛阳城下这些垂死之人被拒绝入城，象征现代的火车载着他们到达潼关之后被枪击驱散，他们面临的是无法拯救的绝望：向前走无处接纳，向回返没有归宿。这绝望其实并不仅仅来自他人的暴力，更是一种对整个政府和社会失去信心的被弃置的绝望。借用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这些人可以被看做毫无政治权利、丧失了公民身份和法律保障的赤裸之生命[2]。或者如阿甘本所说的牺牲人[2]，他们没有家园，没有依靠，没有盼望，只有苟活求存的无尽的苦痛。他们的身份仅以其生物上的属性归属于人类，随时有可能向政治权利献祭。他们成了现代的主权和生命政治所抛弃的人。但是在一

6、片冷漠和拒绝中，一直有一个细微的却不屈不挠、四处呼吁的声音，来自一个冒着生命危险到逃难的人群中了解真相的《纽约时报》的记者白修德。当得到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后，他不是急于回去抢先发稿，而是历尽艰辛，找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这些苦难中的生命呼吁诉求。在他的价值观念中，这些卑微的生命远比鲜花、掌声、普利策奖更加重要。二、中国文化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哲学诉求电影《1942》中所折射出来的个体生命意义的理解，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对这一命题的阐释。在中国各个时期的文化中，以下三种价值观念一直处于相互交织并存的状态。1.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个体生命的珍视。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个

7、体的生命是应当被珍视的。《论语乡党》中有这样一句话：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1]75而在孔子的时代一个奴隶的价钱远远不及一匹马昂贵。从孔子的一句伤人乎？可以看出孔子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孟子也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的思想。墨子的兼爱非攻体现的也是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其平等博爱的思想至今仍然在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墨子天志明鬼的思想则近乎基督教的教义，认为天之有志兼爱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爱民之厚[4]，君主若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