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刺激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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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回顾2.1政府干预的经济后果政府干预是否也可能和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一样，作为一种市场摩擦，成为市场中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问题。学术界对经济刺激政策褒贬不一，而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也是目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Hayek（1945）指出了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知识分为两类，一类为“通用知识”，即大家都知道；一类为“现场知识”，这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知识。如果经济运行由一个中央计划着来运行，其以所掌握的“通用知识”决策，而难以掌握决策必须的“现场知识”。而现场知识掌握在企业和消费

2、者等市场参与者手中，因此市场克服了计划决策的偏颇之处。在过去的研究中，经济政策是否阻碍了市场的效率呢？研究的结论不尽相同。一些研究发现政府的干预在转轨经济中或法律保护环境较弱的体系中，可能充当一种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Chen&Yuan2004,Pistor&Xu2005,Chen2008等），林毅夫（2007）则阐明，在以投资拉动、不断进行产业升级的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带来的对处于发展方向上有前景产业的社会共识，将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也会引致一波又一波的投资潮涌，因而成为一个讨论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经

3、济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而这样的“共识”往往通过政府政策体现出来，因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促进产业升级的角色。但也有证据表明相反的结论（Qian&Ronald1998,Fanetc.2007）。Shleifer和Vsihny（1994、1998）指出，政府之手可能是“帮助之手”，也可能是“掠夺之手”。政府中的政治人物为了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能通过影响其能够控制的国有企业来实现其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一些目标，例如稳定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维护地方财政健康等。而在我国，政府干预对公司投资的影响有更加深刻的制度背景。政府始终

4、承担了双重角色，他们既作为代表公众利益的政策制定者，又作为国有企业的大股东，甚至管理者。因此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作为大股东的政府可能和小股东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可能为了多元化的目标而改变公司的目标曲线，4牺牲部分效率（Chenetal.,2011;Linetal.,1998）。从实证证据上来看，已有研究找到一些支持证据。Fan等（2007）研究表明，由于CEO有一些政治关联，他们可能被要求实现某些政治目标或者社会目标，譬如提升就业率，维护地方经济发展稳定，财政健康等。这时候这些有政治关联的CEO会导致其所经营的公司业绩和股

5、票回报率显著低于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这实质上造成了对于股东的利益损害，偏离了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从企业投资与政府干预的文献来看，Wurgler（2000）指出由于国有企业经理人投资决策的考虑因素往往是政治而非经济利益，这导致国有企业投资对投资机会的敏感性远低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由于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而政府干涉导致的投资无效率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在事前就迫使企业选择了收益较低但是有其他外部性的投资项目，从而丧失了部分更赢利项目；另一方面政府可能在后续的投资执行中难以达到预期的

6、收益率（Linetal.,1998）。并且，即使公司的投资收益已经能够预见到可能产生较差的结果或者产生亏损，相应的投资项目也可能难以终止。因为一旦终止，可能会打乱政府相关政策的部署和相关任务的完成。同时，政府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恶劣影响还体现在放松了公司的预算软约束，使得公司在有政治关联条件下，更容易获得融资进行投资。（Sapienza,2004;KhwajaandMian,2005;Faccioetal.,2006;LeuzandOberholzer-Gee,2006）针对国内政府干预与市场效率的相关研究中，张维迎（1

7、999）指出，政府没有足够的信息来监督企业，更重要的是，有关官员没有适当的动力来监督，很多情况下经理常常与官员合谋来欺骗国家。陈冬华（2002）则指出，地方政府官员有动机和企业家合谋，将经济发展产生的利益固化在当地。陈冬华，陈信元和万华林（2005）也认为，作为所有者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政府）天然地处于信息的劣势，很难低成本地观察到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导致了刚性薪酬管制。陈信元和黄俊（2007）研究发现政府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实行多元化经营，而且在政府干预经济越严重的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明显。政府干预下的多元化经营

8、，由于更多的出于政治目标和社会职能的考虑，降低的了企业的绩效。以上研究基本从政府决策面临不完全信息和政府可能干预经济，扭曲企业最优决策两个5方面说明政府可能是市场中的摩擦因素。在政府干预引发投资的宏观经济后果的层面，林毅夫等（2007、2010）发现，我国的投资行为往往呈现“潮涌效应”，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很容易在政府引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