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身体力行的推动者：蔡定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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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宪法身体力行的推动者：蔡定剑11月22日凌晨三点半，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著名宪法学家蔡定剑教授因病不幸去世。定剑教授在“文革”期间参军，恢复高考后第一年考入北京大学。据他自己平时聊天透露，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对法冶没有概念的毛头小伙子，选择学习法律完全是一种阴差阳错。但是毕业之后进入全国人大工作，当时彭真委员长正要大力推行民主法制建设，一个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当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定剑也就从那时起在民主宪政领域大显身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工作期间，他是少数有良知、讲真话、办实事的学者型官员。后来由于全国人大推动制度进步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他自2004年起完全

2、转型为学者，利用法大宪政研究所的平台进行研究、教学、传道，继续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事业。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论著，在人大制度改革、地方选举、财政预算监督、公民参与和反就业歧视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英年早逝，让中国宪法宪政失去了一位不知疲倦、身体力行的推动者。我记得和定剑第一次见面是在2D02年长沙召开的宪法学年会上。他给所有人的第一印象都是精干、精明、务实，一句话就抓到问题的本质。2003年我调到北大任教，不久参与了他主持的反就业歧视项目，开始比较密切的学术合作。定剑教授的经历非常独特。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宪法学者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定剑则长期在政府实务部门工作，有

3、很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也积累了很宝贵的体制内资源，为扩大学术活动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提供了极大便利。在过去几年合作中，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可惜还没来得及掌握要领，他已经匆匆离开了我们。幸好他的思想、精神和人格是不可磨灭的，并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行。在定剑老师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个忧国忧民而积极进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首先体现于求真务实的风范。他的研究兴趣从来都是经世致用的学问，而不是一堆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词藻，更不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谎话。独特的工作经历决定了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注。在一次研讨会上，他公开批评某些中青年宪法学者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理论

4、问题”上浪费时间;关系国计民生的中国宪法问题满地都是，就业歧视、土地征收、预算监督、司法改革、村民自治……可以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宪法，为什么不把宝贵时间花在这些实实在在的具体宪法问题上呢?他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一篇著名文章标题是“宪法就是拿来用的”，很形象地概括了他的治学思想。如果定剑的工作和治学生涯有一条主线，也正是努力让宪法变得对老百姓更有用。定剑的人格还体现于直面现实的勇气。他从来不躲避难题，从来不掩盖问题的实质。对待社会是如此，对待自己他也是如此。他在治病过程中的一个细节就充分反映了这个特点。虽然晚期癌症会给病人带来巨大痛苦，但是他一直不愿意服止疼药，因

5、为他害怕止痛只是解决了表面问题，却容易给自己造成假象，而忽视造成疼痛的病根。他希望自己能好起来，如同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好起来一样，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自欺欺人、讳疾忌医、回避真问题，因而他宁愿忍受剧痛也要让自己清醒地看到真实病情，以便对症下药。定剑对待国家就和对待自己一样，他是真的为了这个国家好，所以他不只是批评制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更是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改善这个国家的制度。如今中国社会公平正义不畅，犬儒主义盛行，或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昧着自己的良心甘愿充当工具;或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对国事不闻不问，只图个人升官发财;或愤世嫉俗、尖酸刻薄，极尽嘲弄、讽刺、“恶搞”之

6、能事，颇能博得社会大众的喝彩掌声。倒不是说最后这种犬儒主义有什么错，它对于社会不公的批判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在舆论环境遏制了实质性批评的情况下，但它毕竟只是犬儒的一种表现而已。只有消极谩骂显然是不够的，它并不能给中国社会带来积极的制度建构，也不可能防止它所嘲笑的社会不公重演，因而一阵嬉笑怒骂之后，一切依然故我。遇到制度建设的积极努力，则不是心中暗笑其迂腐，便是悲观厌世、无奈叹息乃至麻痹不仁、无动于衷，因为自私、惰性、懦弱不愿也不敢说一句实话、做一件实事。定剑则偏偏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者，他的身上处处体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他在政府部门工作那么多年，在社会各界组织了那么

7、多活动，能不知道“国情”吗?能不知道制度建设的艰难吗?但是这一切丝毫没有改变他的选择。且不说在平时，即便在和疾病顽强斗争过程中，他仍然不忘忧国忧民，亲自组织和参与了大量活动，外人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位癌症晚期病人。今年8月28日，他偕夫人前来北大参加“第二届暑期宪政讲习班”欢送晚宴并致词，勉励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为宪政努力奋斗;9月5日，他亲自主持召开人大代表法修改草案研讨会，系统总结了修改草案的种种问题;10月26-27日，距离他去世不到一个月，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仍然发起了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主题发言，积极倡导拆迁决策过程中的公民